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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妹妹

我的名字叫江禾生，很怪对吧？

可千万别跟历史上那个鼎鼎大名的和珅搞混了哦，那都是几百年后的人了。

如你所见，那个走起路来还有点踉踉跄跄的小孩就是我。

至于说为什么我会知道几百年后的和珅……那当然是因为我是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穿越者！

就在这个冬天，我发现母亲有了身子。

最先看出来的不是父亲，是我！

她从前舍不得糟蹋一点粮食，那阵子却闻不得灶上的米气。粥才翻两个滚，她便捂着嘴往门外跑。父亲以为是陈米受了潮，蹲在米缸前闻了半天，最后还捏两粒放进嘴里嚼。

啧啧啧，不能这样对妈妈噢，弟……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都不行！

“米冇坏。”他说。

母亲扶着门框，没好气地白他一眼：“米冇坏，是你脑壳还冇转过弯。”

父亲愣了片刻，脸上先是一喜，随即又下意识看向墙角的米缸。那点笑意停在嘴边，没能完全展开。

我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我来这个世界已经两年有余。村里的土话大致听懂了，也能跟着大人说几句，只是常常故意把话说得含糊。一个两岁的孩子若忽然问起田租、粮价和借契，未免太过吓人；可若整日只会流口水，我自己又实在受不了。

有一回父亲把糠当成细米下了锅，我在旁边脱口而出：“那是喂鸡的。”

父亲举着木勺，盯了我半晌。

我赶紧补上一句：“鸡吃得，我也吃得……”

母亲笑得差点又吐了。

她有了身子以后，家里的日子并没有突然变坏，只是每一样东西都显得更少了。米缸浅得更快，柴垛矮得更快，父亲晚上蹲在灶边数谷粒的时间也比从前更久。

我家租种杨爷家的三亩水田，收成里照旧要交四成。另有一张八钱银子的借契，这笔债起初只有五钱，是我出生前后为了交租和延请稳婆借下的；后来利钱、脚钱并入本金，才重立成八钱的新契。按契上说法，每月取息三分；可这几年父亲断断续续还过几回，银子、谷子都交过，账上的本钱却总不见少。短了的息、过手的钱、重写契纸的耗费，一笔并一笔，又抄进下一张契里。

明律虽不许利息滚过本钱，纸上的规矩和杨爷手里的账簿，却不是一回事。

父亲不懂那账是怎么算的。他只知道杨爷家的管事每来一次，自己的腰就要再弯一点。

到了天启四年深秋，晚稻刚收完不久，孩子出生了，我这才晓得，是个妹妹。

对于前世只是个独生子的我来说，这还真是个新奇的体验。

那日天还没亮，母亲便疼得说不出整句的话。父亲在屋里来回转，稳婆叫他烧水，他添了一灶柴；叫他取剪子，他把菜刀递了过去；最后被稳婆骂了一句“出去莫碍事”，才抱着头蹲到屋檐下。

我也被赶了出来，和他并排坐着。

屋里不时传来母亲压着嗓子的呻吟。父亲两只手攥在一起，指节泛白。过了许久，他忽然低声念了一句：“莫又是个讨债的。”

他说得很轻，像是怕屋里的人听见，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我没有接话。

这个时代，多一张嘴确实可能压垮一个家。可我还是不喜欢他这样说。

没过多久，屋里传来一声细细的哭。那声音先像猫叫，接着越哭越有底气，仿佛非要让整座村子都知道她来了。

父亲猛地站起来，膝盖撞在门槛上，疼得直吸气。稳婆把门开了一条缝，说母女平安，是个女娃。

父亲“哦”了一声，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他在原地站了片刻，转身去灶房，把仅剩的两个鸡蛋都磕进了母亲的汤里。

母亲躺在床上，脸白得像晒过的麻布。妹妹裹在一件旧夹袄里，只露出一张皱巴巴的小脸，怎么看都不像后来会长成人的模样。

“看你细妹崽。”母亲把襁褓往我这边挪了挪。

我伸出一根手指。妹妹闭着眼乱摸了几下，竟一把攥住。

她的手小得惊人，五根指头还不如我的拇指长，却抓得很紧。

我心里刚生出一点庄重的感慨，她便在襁褓里响亮地放了个屁。

母亲笑出了声，父亲也把脸转到一边，肩膀抖了两下。

我那点庄重只好暂且作罢。

妹妹没有大名。村里人叫她“细妹崽”，父亲偶尔叫“毛毛”，母亲高兴时叫“满女”。名字似乎并不要紧，只要大人一开口，她便知道是在叫自己，咧着没牙的嘴笑。

她出生后，母亲有一个多月下不了田。父亲既要顾水田，又得趁农闲替人修沟、挑粪、砍柴。我也因此有了活计：母亲做饭时，我坐在摇篮边看着妹妹；她一哭，我便用脚轻轻推摇篮。

起初我掌握不好力道，差点把她晃成一只簸箕里的豆子。母亲从灶后探出头来骂：“轻点咯！那是你妹子，不是筛谷！”

后来我学乖了，一边慢慢摇，一边给她念我记得的东西。从乘法口诀念到朝代年表，又从朝代年表念到几句残缺的唐诗。她听不懂，倒是很给面子，常常在“九九八十一”以前睡着。

照料妹妹的日子里，我越发确定，自己必须识字。

不能只会背几句诗，只会认“之乎者也”也不行，要能看懂田契、借契和账簿。父亲每年把粮食挑到杨家，管事在纸上画几笔，说还欠多少，父亲便只得认多少。若全家连一个看得懂字的人都没有，那张纸上写的便不只是账，也是一家人往后几年怎么活。

问题在于，我认得的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后世常用的简体字、印刷体，我大都熟悉。可碑上的异体字、账房的行草、契书里连成一片的套话，换了个模样便像换了张脸。偶尔碰见“萬”“糧”“債”这样的字，我能猜出来；更多时候，只能对着一团墨迹发愣。

我第一次正经找字认，是在村口的土地庙旁。

那里立着一块功德碑，碑面被雨水磨得发白，上面刻着捐钱修庙的人名和数目。我借口在庙前玩泥巴，拿根树枝蹲在碑下，一笔一画照着描。

“陈”“王”“田”“石”最好认；“银”“钱”“两”出现得也多。我每天记几个，第二日再去找。妹妹被母亲背在身上路过时，我还会指给她看。

“这个是田。”我说。

妹妹吐了个泡泡。

“这个是钱。”

她又吐了一个。

看样子，她对两者一视同仁。

母亲起初只当我贪玩，后来见我天天往碑下跑，便问：“你总在那画么子？”

我把树枝藏到身后：“画田。”

“田里有谷，石头上又长不出谷。”

“石头上的田，不用交租。”

母亲怔了怔，伸手敲了我额头一下：“小人精。”

她没有再拦我。

开春后，走村的货郎来过一回。他肩上挑着两只箱子，拨浪鼓摇得咚咚响，村里的孩子跟在后头跑。箱里有针线、火绒、灯草、粗盐、草纸，还有几本黄历和唱本。

我盯着一本去年的旧黄历看了半天。

货郎见我不走，笑道：“细伢子，你看得懂啵？”

“不懂。”我老实回答，“所以才要看。”

他乐了，翻开给我瞧。纸上的字比碑文整齐得多，日子、节气、宜忌排成一格一格。我问多少钱，他竖起两根手指。

两文钱。

不算多，却也够母亲买一小撮盐。我摸了摸空空的衣兜，把黄历放了回去。

货郎大概觉得有趣，撕下一张残破的旧历尾页塞给我：“拿去耍，莫说我卖的。”

那张纸少了一角，还沾着油。我却像捡到宝似的，拿回家压在席子下面，夜里借灶膛的余光辨认上面的字。

母亲看见了，问我：“真想学？”

“想。”

“学会了做么子？”

我本想说看契书、算田租、查杨家的账，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指了指摇篮里的妹妹。

“以后教她。”

母亲看着我，半晌没有说话。她把灶里的火拨亮些，又将那张旧纸往亮处推了推。

“那就认清是哪条路，再往前走。”她说，“莫把自家带进沟里。”

“细妹崽认那些做么子？娃子既然你要读书，你就得晓得，有句话……叫啥来着？噢，女子无才就是德。等她学好了跟老子讨债？不如找户好人家嫁了咯，还能换几个钱！你真有工夫，先把自家的契看明白咯。”话是这么说，父亲倒也没阻止，留下个背影就回屋去了。

只是还好，妹妹还小，听不懂这些话。

几天后，父亲从外头回来，怀里揣着一本缺了封皮的小册子。纸页卷边发黑，书角还留着被虫蛀过的小洞。

“哪来的？”母亲问。

“借的。”父亲把书递给我，又立刻补了一句，“只借三日。莫撕，莫蘸水，莫拿去垫屁股。”

我翻开第一页。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百家姓》。

我上辈子从来没觉得这十六个字有什么好。此刻却看了又看，连纸上的霉斑都觉得顺眼。

父亲蹲在一旁瞧我：“认得？”

“认得几个。”我不敢说多。

“那就慢慢认。”他说，“往后杨家再拿纸来，屋里总得有个人晓得上头写了么子。”

这是父亲第一次把那张借契说得这样直白。

我点了点头，把书捧到摇篮旁，从第一页开始低声念。念到“冯陈褚卫”时，妹妹还睁着眼；念到“蒋沈韩杨”，她已经打了个哈欠；等我好不容易念到“金魏陶姜”，她彻底睡熟了，嘴角还挂着一个口水泡。

我的第一个学生，显然不大给面子。

父亲在门口听见，笑骂道：“念小声些咯，莫把你细妹吵醒哒。”

我只好压低声音，重新从“赵钱孙李”念起。

那年我三岁多，书缺了最后两页，学生只会吐泡泡。至于前面的路能通到哪里，谁也不知道。

但至少，我们已经把第一页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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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可以公开的情报（二）：明代蒙学

“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次第给之。”

——《明宫史·内书堂读书》

明代儿童识字并没有全国统一、人人相同的“课程表”。《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读物流传很广，《千家诗》一类诗歌选本也常被用于启蒙；但具体先读什么、读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地域、师承和家庭条件。

官府曾提倡设置社学，民间也有私塾、家塾、族塾。不过，“制度上存在”不等于普通农家子弟都能入学。束脩、纸墨、书本，以及孩子不能下田做活所损失的劳力，都是门槛。

引文中的内书堂是宫廷教育场所，只能证明这些蒙书在明代确实作为识字读物按次序使用，不能直接当作湖南乡村的普遍课表。三岁自行识字，更属于极少见的例外，而非当时儿童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