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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算账
天启元年五月。
紫禁城，乾清宫东暖阁。
雨脚密密地敲着琉璃瓦。檐外天色昏沉，阁内点着檀香，仍压不住旧纸返潮的霉气。
御案上摊着一封辽东塘报，边角被人翻得起了毛。
朱由校坐在案后。少年天子尚不满十六岁，唇上只有一层淡青茸毛。内阁辅臣刘一燝、韩爌，户部尚书李汝华，兵部尚书王象乾列于案前。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侍立一侧，手里还捧着几本刚送进来的奏疏。
“沈阳、辽阳相继失陷，经略袁应泰殉国。”
王象乾奏道：“辽河以东城堡多已不守，残兵、难民聚向广宁。兵无宿粮，马无刍豆，旧欠的月饷亦须补发。若再迁延，广宁人心一摇，辽西便无可收拾。臣请太仓先发一月饷银，急解辽镇。”
朱由校问：“一月要多少？”
“连同粮料、军器，不下数十万两。”
少年皇帝转向李汝华：“户部发吧。”
李汝华没有领旨，反而俯身跪了下去。
“陛下，太仓见银支绌，发不出这个数。”
“辽饷不是每年五百二十万两？”
“五百二十万，是题准的岁额，不是今日库中的现银。”
李汝华从袖中取出一册黄皮簿子，双手举过头顶。王安接过，放到御案上。
簿上密密麻麻列着各省新饷：应征若干，已征若干，起解若干。其后又分逋欠、灾伤、待勘、存留，朱笔黑字挤作一片。
“万历四十六年，亩加三厘五毫；次年再加三厘五毫；四十八年又加二厘。通共九厘，才有五百二十万之额。”李汝华道，“可银在各省田亩上，不在太仓里。州县征齐，须解布政司；布政司汇齐，再差官起运入京。如今新饷未尽解，旧欠又未清，灾伤各处还等勘报。账上虽有，库里却无。”
王象乾道：“兵部问的是辽兵何以活命，不是银子还在哪一本账上。”
“户部守的也是兵饷。”李汝华抬起头，“九边、京营、蓟镇，哪一处不是经制之数？挪了这处，便欠那处。臣若能从空簿里取出银子，何劳王尚书来问？”
阁内一静，只剩檐头雨声。
朱由校低头翻了两页。许多名目他看不明白，却看见“湖广”二字后面一行小注：旧欠带征，灾伤待勘。
“待勘，是免了？”他问。
“未奉蠲免，便仍在册上。”
“那就催。”
刘一燝出班道：“陛下，已征在官而迟不解者，自当严催。若将灾伤、逋负、侵欺混作一项，只责州县足额，州县便只好向里甲追比。新旧并征，恐民力不支。”
王象乾转头看他：“等各省勘明灾伤、查清侵欺，广宁的兵还能剩下几个？”
韩爌道：“辽事不可缓，民力也不可尽。若只因旧额征不足，便再开加派，此后遇缺即加，天下钱粮终有尽时。”
“不加派，银从何来？”王象乾问。
没有人回答。
万历末年的三次加征，原是为了救辽。如今辽阳已失，广宁待饷，定额仍写得清清楚楚，银子却散在天下州县的粮册、契纸和欠账里。
朱由校合上簿册。
“已征在官的新饷，限期起解，不许再误。灾伤与侵欺，令抚按分别勘明；有司不得借辽饷额外科派。户、兵二部再议一议，先凑一批银粮发往广宁。”
“臣等遵旨。”
众人叩首退下。
雨势渐歇。丹墀被洗得发亮，映着一方铅灰色的天。
同一道旨意里，既有“限期起解”，也有“不得额外科派”。地方官看得懂每一个字，也知道其中哪四个字关系自己的考成。
辽东缺的是现银。户部有的是定额。两者之间隔着布政司、府、州县、里甲，隔着无数册簿和无数双催粮的手。
账上的银要变成太仓的银，终究得从某个人手里收上来。
我是被一阵算账声吵醒的。
在此之前，我的意识像浸在温水里，混沌而没有边界。偶尔有暗红的光透过眼皮，偶尔有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来；饥饿、寒冷、困倦轮流出现，又很快消失，什么也留不下。
这一次，声音没有消失。
“去年腊月借你五钱银子，讲好三月归还，本利六钱五分。如今拖到五月，过期的利钱，加上我两趟来催账的脚钱——拢共八钱。账在这里，莫讲我乱算咯。”
说话的人嗓音粗哑，语气却从容，像在念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另一个男人低声道：“杨爷，不是我有心拖账咧。去年收成又差，今年还在青黄不接，屋里实在冇得银钱。您再宽限两个月啵，等早稻收了，我一定还。”
“宽限你，哪个来宽限我咯？我也要完粮纳税，也要养一屋人。何况字据是你亲手按的印，我逼过你冇？”
男人不说话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父亲。
当时的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我只是被这场对话从混沌中拖了出来，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四肢绵软，脖颈使不上力，眼皮沉得像粘在了一起。
我想睁眼，只勉强看见一线昏黄的光。
紧接着，记忆毫无征兆地涌了回来。
教室窗外的阳光，键盘清脆的敲击声，食堂里浮动的油烟，图书馆翻过的一页页书。最后是一辆冲出路口的卡车，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响，还有骤然压下来的黑暗。
我穿越了。
而且成了一个婴儿。
这个判断让我本能地想坐起来，想开口问这是哪里、现在是哪一年。身体却没有半点配合的意思。手臂只能在襁褓里轻轻抽动，舌头也发不出完整的音节。
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听。
“你佃我那三亩田，我再替你算一遍咯。”那位杨爷继续道，“照去年的收成，每亩两石，三亩就是六石。租子四成，两石四斗。你爹去年还从我这里借了一石谷，讲好收成后还一石五斗，这笔也莫想再拖。”
“三亩里有一亩六分原是你江家的祖田，这个我不赖。可你爹病里拿三两二钱活典给我，典契仍在我手里。哪日凑足原价，你们照契来赎；赎以前，田归我收租。这又是另一笔账。”
父亲的呼吸粗重起来：“这些数，我认咧。”
“还有新饷咯。朝廷定的是亩征九厘，三亩本该二分七厘。可里甲摊下来的不只有正数，还有耗银、解费，拢共五分银，都是我先替你们垫的。这笔总不能硬要我替你出啵？”
“辽东打仗，朝廷征的饷，哪门连佃户也要出……”
“朝廷把数派到县里，县里再派到各里。田落在我名下是不假，可谷子是你种出来的。你不出，哪个出？都叫我一个人出啊？”
他说得理所当然。
外面似乎有鸡叫了一声。屋里没人接话，安静得能听见水从屋檐滴落。
一个女人终于开口，嗓音发颤：“他爹，要不把我那根簪子当哒……”
“铜的，值不得几个钱咯。”父亲打断她，语气先重，随即又低了下去，“杨爷，我可以上山砍柴，也可以替人做工。您再宽限几日啵，总能凑一点出来。”
“你帮一天工，挣得到几文钱咯？八钱银子，要凑到哪年哪月去？”
杨爷停了一会儿，像是给足了他们考虑的时间。
“我也不是硬逼你咯。旧账重新立契，八钱并作新本，月息三分。早稻收下来，先清田租和那笔谷债；银债往后再还。这样总算给你留条活路了啵？”
八钱，月息三分。
我的脑子几乎本能地列出了算式。若每月利滚入本，一年后便不止一两一钱。哪怕不滚利，家里还要先交三石九斗租谷和谷债，另有新饷、口粮、种粮……早稻下来，能剩多少？
我不知道那三亩田实际能收几石，也不知道这里的银钱谷价，更不知道“杨爷”口中的算法有多少是当地惯例、多少是趁人不识字塞进去的私账。
但有一点再清楚不过：这不是在给活路，只是在把绳套放长一点。
父亲久久没有出声。
抱着我的女人收紧了手臂。她很瘦，臂骨硌着我的后背，手指在襁褓外微微发抖。我闻到她衣襟上淡淡的汗味和烟火味，也听见她努力压住的呼吸。
“杨爷，”父亲终于说，“那就……立契咯。”
我张开嘴，拼命想发出声音。
别签。
不能签。
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只有一声含混的啼哭。
屋里静了一下。
母亲轻轻拍着我。父亲似乎朝这边走了一步，又停住了。
“细伢子饿了啵。”杨爷说，“先顾细伢子咯。契上的事，按个手印就要得。”
片刻之后，我听见纸张铺开的窸窣声。有人磨墨，有人低声念着我听不全懂的契文。最后，是手指重重按上纸面的闷响。
一笔新债就这样落定了。
这就是我的穿越。
没有系统，没有宝物，没有等在门外的贵人。只有漏雨的屋顶、三亩租田——其中一亩六分原是祖田，却已典在杨家——三石九斗谷债和田租，还有一笔按月生利的八钱银子。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平安长大。
可在那一刻，我已经开始替这个家盘算：先活下来，学会这里的话；然后识字，看懂那张契；再想办法挣到第一笔钱，把八钱银子从别人手里夺回来。
至于更远的事，我还来不及想。
我只是牢牢记住了两个词。
辽东。
新饷。
紫禁城里的君臣在算一笔救国的账。算来算去，缺出的银子沿着公文、粮册和里甲层层往下，最终落进了这间漏雨的土屋。
朝廷账上少的是数十万两。
我家账上多的是八钱。
我后来才知道，这两笔账相隔千里，却原来是同一笔！
首先得活下来，然后得过得好。
我不能再让满清入关后的屠杀悲剧重演！
既然到了这个世界，那就拿出点真本事吧！
当前可以公开的情报（一）：辽饷和方言
“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
——《明史·食货志》
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廷为应付辽东战事，在原有赋税之外加征新饷。最初每亩征银三厘五毫，次年再加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又加二厘，合计每亩九厘，岁额五百二十万两有奇。
一两为十钱，一钱为十分，一分为十厘。因此，三亩田按朝廷定额应纳辽饷二分七厘。
但“岁额”只是账面上应当征收的数字，并不等于太仓实际收到的银两。灾荒逋欠、田籍失实、地方摊派、银色折耗与解运费用，都会使百姓实际交出的数、地方账册记载的数和朝廷最终收到的数彼此不同。
辽东缺少的每一两军饷，最终都要有人补上。
关于本章方言的说明
“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调。”
“湖南话”并不是一种全省统一的方言。后世湖南境内同时分布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湘南土话等多种方言和土语，即使相邻县、乡之间，语音和词汇也可能明显不同。主角又处在湘南南部方言交错区域，州城通行语、乡间土话和不同移民群体的口音不能混作一种声音。
小说无法精确复原天启、崇祯年间湖南某个村落的完整语音。正文使用的“冇得”“要得”“么子”“咯”“啵”等说法，是一种面向现代读者的文学化泛湖南口音：它主要借用今天大众对湖南话的熟悉印象，提醒人物来自湖广南部，而不是对十七世纪湖南方言进行逐字拟音。
因此，不应因书中的方言色彩，推断当时所有湖南人都使用完全相同的词汇和语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