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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还债
第二日一早，父亲把家里最不破的那件衣裳翻了出来。
那是一件靛青色短褐，洗过太多回，早已褪成灰蓝。右肘补着一块颜色更深的布，领口也磨出了毛边。母亲昨夜重新缝过一遍，把散开的针脚收紧，又拿湿布擦掉肩上的泥印。
父亲穿上以后，站在门边抻了抻衣角。
“是不是短了？”妹妹问。
“衣裳还会越穿越短咯？”
“你肚子长了。”
父亲低头看了看肚子，吸了一口气。
母亲把一只布包塞进他怀里：“莫听她胡讲。今日是去清账，又不是去相亲。”
妹妹道：“相亲才要穿新衣啵？”
“你晓得的不少咧。”
“隔壁春桃姐相亲就穿了新的。”
母亲不再理她，转身替我理衣领。
我穿的仍是赴武昌时那件长衫。袖口在号舍里蹭过墨，洗了两遍，还有一小团浅灰色的印子。母亲昨夜本想用针线遮一遮，试了几回，发现越补越显眼，只好作罢。
“中了举人，还穿这件去？”妹妹绕着我看了一圈。
“这件哪里不好咯？”
“旧。”
“昨日还是生员时穿得，今日便穿不得咯？”
“他们都叫你老爷了。”
我把装着债银的布包拿起来。
“老爷先去还钱。”
桌上五笔账已经分好。
第一只包里是八钱本金和算到九月底的二钱六分四厘息银。第二只包着三两二钱典价。第三只暂时空着，只放了一张写有“船食”的纸条，须等杨家管事把沿途花费列清以后再付。第四份是谢礼：一匹细苎布、两坛酒、一包茶和我改过三遍的谢启。第五份给先生，另包了纸、墨和茶。
母亲没有同去。
她说一家人全涌进杨家正厅，像是去讨赏。父亲是原借契和典契上的当事人，我负责核字算账，两个人足够。
妹妹原本也想跟。
“赎田那张纸背后还有我写的字。”她说。
“所以更不能带你去。”我把那张纸翻过来给她看，“杨家若看见，问你为何把账纸当描红，你怎么答？”
“就讲江家的田，自然要写江字咯。”
父亲咳了一声，像是在忍笑。
母亲却道：“让她去咯。”
我们都看向她。
“田里哪道埂、哪条沟，她都认得。今日既要交割界址，她比你这个一年到头往州城跑的举人清楚咧。”
妹妹立刻挺直腰。
“我就讲我有用咯。”
于是，江家三个穿旧衣的人，带着五笔分开的账，去了杨家正门。
门房远远看见我们，先迎了出来。
过去父亲来交租，他通常只把人引到侧院账房；我做伴读时，更是自己从侧门进，从不劳他招呼。今日他却在台阶下拱手，叫了一声“江老爷”，又叫父亲“江老爹”。
父亲脚下一顿，回头看我。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昨日以前，门房叫他江佃户，客气些便叫江大哥。如今儿子中了一张榜，他的年纪、田亩和衣裳都没有变，称呼却先变了。
“还是叫我名字咯。”父亲道，“这个听不惯。”
门房笑道：“礼不可废。”
礼这东西很奇怪。
我八岁从这里进出时，礼是让我走侧门；今日中了举人，礼又成了不许我们再走侧门。
门房要替父亲提酒，父亲没给。
三个人跨进正门时，妹妹低头看了看门槛。
“也冇比侧门高。”她小声说。
我险些笑出来。
这句话我昨日刚在心里想过。
杨爷已经在正厅等候。
杨景和坐在下首，见我们进来便站起身。他昨日大约喝了不少，眼下还有些发青，却换了一身新做的青色长衫。衣料不算华贵，裁得极合身，袖口和领缘平整得看不见一根线头。
他先看我的衣裳。
“你娘真没给你做新的？”
“原本要做。”我把细苎布放到礼案上，“拿来送你家了。”
杨景和张了张嘴。
杨爷看了他一眼，他便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父亲先行礼。
他这一礼比平日生硬。双手不知该放多高，腰弯到一半，又想起如今对方让他坐，便僵在了那里。
杨爷起身扶了一下。
“今日不是收租。”他说，“坐着说。”
父亲更不自在了。
他在椅子边沿坐下，背挺得很直，两只手仍紧紧抱着银包。妹妹没有座位，站到他身后，眼睛却一直往账案上瞟。
管事把杨家的借契、历年账簿和典契取来，一样样铺开。
先清借债。
我把江家保存的收字按年月排在左边，管事把账簿放在右边。两边从天启元年的八钱旧借开始，一笔笔核到崇祯八年十月。
银、谷、脚力、纸钱。
许多年前父亲只记得自己交过什么，不知道杨家把它记进哪一项。后来我开始索取收字，账才渐渐有了能够彼此对照的两面。
中间有两笔对不上。
一笔是崇祯三年春交的三斗谷。江家的收字写“抵谷债”，杨家账上却抄成“折旧息”。两项最后都没有冲抵八钱本金，却影响谷债何时算清。另一笔是崇祯六年父亲替杨家修塘两日，旧例可折一部分杂工，管事账上只记了一日。
父亲不识字，却记得那两日。
“第一日挖塘泥，第二日挑石头。”他说，“第二日落雨，回来鞋都烂哒。”
管事翻了另一本工簿，果然找到他的名字。
缺的一日补上以后，账面仍不足以冲减本金，只多抵掉一小笔杂费。那三斗谷则按江家收字更正名目，不再重算。
管事又提出一项重立契纸的工本。
母亲昨夜已经料到。
“哪一年重立？”我问。
“天启三年。”
“原契可在？”
管事把最旧的借契抽出来。
纸上八钱本钱仍看得清，末尾另添一行，说明旧息和费用并入新契。可所谓工本没有单列数目，也没有父亲的画押。
我把纸推回去。
“这笔已经并过一次。今日不能再收。”
管事看向杨爷。
杨爷道：“不收。”
他答得很快。
这不是因为我如今中了举人，便忽然替江家免债。是这笔费用确实没有凭据，若今日再收，连单张契纸上的道理也站不住。
账核到最后，本钱仍是八钱，息算到九月底为二钱六分四厘。
我把第一只布包放上案。
管事用戥子逐块称过，又把零碎银角合起来。八钱归本金，二钱六分四厘归息，分毫不差。
父亲一直盯着他的手。
直到管事在借契背后写下“本息全清”四个字，他才慢慢松开攥住膝头的手指。
杨家的原借契交还给父亲，另写清账收字一张，加盖了管事经手的花押。
父亲接过那张纸，没有立刻收好。
“真清哒？”他问我。
“清了。”
“往后冇得息了？”
“冇得了。”
他又看了一遍那几个自己并不全认得的字，才把借契和清账收字一起放进油布包。
一笔从我出生那年滚到如今的债，到此终于停下。
没有锣鼓。
也没有谁宣布江家从此翻身。
只是明年这个时候，不会再有二分四厘银子从八钱本钱上长出来。
第二笔是赎田。
杨家保存的典契与父亲带来的旧契能够合上。田在山塘下，东至罗家田，西至旧沟，南北以两道田埂为界，共一亩六分。祖父当年得银三两二钱，契中写明日后备足原银，听凭取赎，没有“加找”，也没有限年。
管事把“三两二钱”念出来时，父亲也跟着念了一遍。
这几个字，他认得。
我把第二只银包放到桌上。
银子比还债那包重得多，落下时发出一声闷响。
杨景和一直没有插话。此时忽然道：“爹，这块田今年的租谷已经交过了。”
“交过便交过。”杨爷道。
“那是秋收以后才来赎，还是从今日起算？”管事问。
屋里安静了一下。
这不是小事。
田已经收割，今年的租也已经按三亩一并交给杨家。若取赎从来年春耕起算，杨家不退今年租谷，契理上未必说不过去；若从今日交割，江家便可以要求把一亩六分对应的租退回。
父亲看向我。
我先问管事：“典契可写须在春前取赎？”
“不曾。”
“可写收过当年租后方能交割？”
“也不曾。”
杨爷用指节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
“按今日交割。”他说，“今年谷租既是取赎前所收，不退；自今日以后，一亩六分从租簿删去。明春起，江家只交余下一亩四分的租。”
父亲点头。
这个结果没有额外照顾江家，也没有拖到来年再多收一季。已经交出去的谷回不来，往后的租却从今日止住。
管事数清三两二钱，开始写取赎文书。
写到田主姓名时，他蘸了蘸墨。
“江——”
父亲报出自己的名字。
我并非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却是第一次看见它在杨家田契上被写作收回产业的人，而不是借钱、承佃和交租的人。
妹妹踮起脚，想看得更清楚。
管事写完，把文书推过来让我核。
我逐字读到末尾。
典价银已收足，原典契缴回；田业一亩六分，照旧界址交还江家管业耕种；自本年九月后，不再列入杨家收租亩数。原粮差归属和册籍手续，另依旧册查办。
我看了两遍。
“还要把杨家租簿取来。”我说。
管事微微皱眉。
父亲却立刻道：“对咯。纸上写不收，簿里也要划掉。”
他已经从十几年的债里学会，一张纸不能只看眼前写了什么，还要看另一处账上留下了什么。
管事让人取来租簿，当着我们的面，把江家名下原来的“三亩”改成“一亩四分”，并在旁边注明一亩六分已经取赎。
妹妹盯着那行字，忽然问：“能不能让我写一个？”
管事以为自己听错了。
“写什么？”
“江。”
父亲回头瞪她。
她缩了缩脖子，却没有退开。
杨景和先笑起来。
“让她写在抄件背后。正契上可不能由她胡来。”
管事另外誊了一张给江家的抄件。我把纸翻到背面，递给妹妹一支小笔。
她趴在案角，很慢地写下一个“江”字。
比昨夜写在账纸背后的端正一些。
父亲看着她写完，嘴上道：“正事办完，尽晓得添乱咧。”
手却伸过去，等墨干以后，亲自把那张抄件收进油布包。
第三笔是去武昌的船食费用。
管事拿来的账比我预想的细。
郴州至长沙一段，搭杨家货船，不另算船钱，只列途中米、菜、油盐和两次投宿；长沙换船后，按四人分摊舱位、脚夫与过渡费用；到了武昌，又列客店房钱、炭钱和几次替我们添买的食物。
我的一份合七钱八分。
其中没有把杨家管事和仆人的工钱摊进来，也没有算杨家货物本来就要北上的船费。若按市面另赁船只和客店，这个数只会更高。
“数没有错。”我说。
父亲从怀里取银。
杨爷却抬了抬手。
“这笔不收。”
父亲的动作停住。
“账既列出来，就该给。”他说。
“船本是送景和赴试，多添一个铺位和几碗饭，不值当另算。”
“值七钱八分。”我道。
杨爷看向我。
“你今日是来还账，还是来同我争？”
“账上有数，便该问清。杨爷若免，是杨家明确免去；不能只把银子推回来，等日后又有人说江家欠过这一程。”
管事听得皱眉。
杨景和却道：“那便写明。省得他三年以后还拿着银子来烦人。”
杨爷瞥了儿子一眼，没有反对。
于是管事在费用单末尾另写：江昭晨赴武昌乡试，沿途船食计银七钱八分，杨家念其随杨景和同赴，不取，不作欠项。
我请他誊了一份。
七钱八分仍在父亲手中。
人情却从一句含混的“不必给”，变成了一笔写明数目、写明已经免去的费用。
这并不表示恩情已经还清。
只表示它以后不能再被说成一笔会生利息的债。
第四笔是谢礼。
我把谢启递上去，又将酒、茶和细苎布逐项说明。杨爷先看完谢启，看到其中既写“容随家塾”，也写“亲勤师教”，抬眼看了我片刻。
“你倒分得清楚。”
“我娘分的。”
父亲在旁边补了一句：“信是他自己写的咧。”
杨爷笑了一声。
“若连信也是你娘写，江家便该出两个举人了。”
妹妹在父亲身后小声道：“我娘又不能考咯。”
屋里的人都听见了。
杨景和咳了一声，把脸转开。管事低头收礼，像是忽然对那包茶生出极大兴趣。
杨爷没有接妹妹的话。
他把谢启重新折好，只道：“礼我收下。往后你与景和同年，又要一同赴会试，不必再以伴读自居。”
这句话听起来很宽厚。
可我知道，伴读的年月不会因一句“不必自居”便从过去消失。今日能够与杨景和称同年，是因为榜上恰好同时有我们的名字；倘若我没有中，昨日那道正门仍不会为我而开。
我仍起身行礼。
“多年容我读书，理当致谢。”
谢过是真的。
别的也是真的。
五笔账里最后一笔不在杨家。
离开前，杨爷让管事随我们去田边交界。杨景和也要去，杨爷没有拦。
他走下台阶时，故意落后两步，挨到我身边。
“七钱八分都不肯欠，昨日的酒席怎么算？”
“你请的。”
“我若明日反悔呢？”
“那便把你吃的也算进去。你比我多喝半坛，怕是还要倒欠我。”
“哪有半坛？”
“你今早眼下发青。”
“那是没睡好。”
我们争着出了正门。
仿佛仍是家塾里为了谁多抄一页文章争执的两个少年。
妹妹跟在后面，听了一会儿，忽然问杨景和：“二相公，你的新衣多少钱？”
杨景和低头看她。
“问这个做么子？”
“我哥冇得新的。”
“你娘不是把布送我家了吗？”
“所以才问。若你这件便宜，叫他也做一件。”
杨景和把袖子往身后一藏。
“贵得很。叫他穿旧的。”
妹妹撇了撇嘴。
“小气。”
她说完便跑到父亲身边，不再理他。
杨景和望着她的背影，半晌才问我：“她如今认得多少字了？”
“你问她。”
“我问你省事。”
“那便不晓得。她会的字，又不全是我教的。”
杨景和像是第一次认真想这件事。
还没等他再问，前面的管事已经叫我们看田界。
一亩六分田仍在原处。
东边挨着罗家田，西边贴着旧沟，北侧那道埂去年塌过一角，是父亲和我重新培的。早稻已经收完，田里只剩短短的稻茬。几只麻雀在人来以前还在啄落谷，见我们走近，呼啦一下飞到塘边树上。
没有旗。
没有界碑从土里升起来。
管事照契书指过四至，又让父亲和相邻田户认界。罗大贵蹲在自家田头，听说江家赎回了田，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抓起一把泥在手里搓了搓。
“还是这块泥。”他说。
“难道赎回来还会换一块咯？”父亲道。
“那你往后少交一亩六分租，莫忘了请酒。”
“田还没种，先请你喝西北风。”
父亲嘴上这样说，脚却已经下了田。
他沿着两道田埂慢慢走了一圈。哪一处渗水，哪一处泥浅，他闭着眼都知道；可过去十多年里，他知道的是一块由自己耕种、收成却要先分给杨家的田。今日脚下没有任何变化，纸上的归属却变了。
妹妹跟在田埂上。
“田没有搬走。”她说。
“本来就冇搬。”父亲道。
“陈家的田卖掉时也冇搬。如今我们家的田赎回来，也冇搬。”
父亲没有立刻回答。
陈继春恰在这时从山塘另一边过来。
他肩上挑着两只空箩筐，大约刚往杨家送完租谷。听见这边说话，便绕了过来。
“什么赎回来？”
妹妹抢着把事情说了。
陈继春把扁担从肩上取下，看了看父亲脚下的田，又看了看管事手里的交割文书。
“恭喜。”他说。
这两个字说得很平。
他自己家的四亩二分田也是这样没有搬走。田埂、水沟和稻茬仍在，陈家照旧下田，只有契纸上的名字已经换成杨家。
今日江家把一块田的名字换了回来。
同一条田埂两边，一家刚成为半个自耕农，一家刚成为完整的佃户。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接这句恭喜。
陈继春却先笑了。
“你莫摆这副脸。赎回来是好事。难道因为我家的田卖了，你家的便不能赎？”
父亲也道：“是这个理咯。”
陈继春用扁担点了点田。
“明春少交的租谷，先留够种子。莫一高兴，全拿去做新衣。”
妹妹立刻道：“我哥正缺新衣。”
“举人老爷还缺衣？”
“缺。他只有旧的。”
陈继春打量我一遍。
“穿旧的好。人人看见，便晓得江老爷清廉。”
“你们两个够了。”我说。
杨景和站在一旁，也笑了起来。
笑声散在刚收完的田里。
那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几年以后，这几块相邻的田仍会在这里，水却未必还肯照旧日的规矩流，租谷也未必还只收四成。
眼下父亲只是弯下腰，从泥里捡起一穗漏收的稻谷。
他用手指搓开谷壳，把里面那粒不甚饱满的米放到掌心看了看。
“明年自家种咯。”他说。
其实过去也是自己种。
可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
从田边回来，我们又去了先生家。
先生收下纸墨和茶，没有看礼单，先问我乡试第三场那篇策还记得多少。
“大半记得。”
“回去默出来。”
“今日？”
“中了便不用写文章了？”
我只好应下。
杨景和在旁边幸灾乐祸。先生转头又问他第一场经义，他的笑立刻没了。
先生把我们两人都训了一遍，最后才拿起茶包。
“明年春闱，不比乡试。湖广一省取中的人到了京师，不过是各省举人中的一群。你二人这回同榜，不表示下回还能同中。”
杨景和道：“先生，今日不能先说几句吉利话？”
“乡试前说得还不够多？”
“那时你总说我们文章不好。”
“如今也没有变好多少。”
先生说完，把两本旧程文递给我们。
给杨景和的那本边角整齐，给我的一本缺了封皮。
“不是偏心。”先生道，“完整那本讲法，他弱；缺皮那本策论，你弱。”
我把书接过来。
先生这才正色道：“你能入学、中举，是你自己多年读出来的。可如今旁人叫一声江老爷，文章不会因此多长一股。衣裳能换，卷子上的字还是原来的字。”
“学生明白。”
“真明白便好。”
回家以后，我默策默到半夜。
新举人的第一日，没有新衣。
有一张清账收字、一份取赎文书，以及先生新添的两处朱批。
田赎回来的第三日，族里一位老人找上门来。
他是江家这一支年纪最长的长辈，平日住在另一个田冲。童试报名时，父亲曾去问过他曾祖的名字；老人只记得大概年岁，最后仍靠远亲和土地庙后的残碑才把三代接齐。
江氏不是本地大族。
所谓宗祠，也不过是同姓几户在两里外合用的一间小支祠。屋子只有前后两进，墙脚生苔，瓦缝里年年长草。祠中供着迁来本地那一支祖先的神主，近几代各房的名字却未必齐全。族谱多年没有重修，添丁、迁居和早夭之人全靠各家自己记。
老人进门，没有先贺我中举，先问父亲：“田契拿回来哒？”
“拿回来哒。”
“借契咧？”
“也清哒。”
父亲把油布包取出来，一张张给他看。老人认字不多，仍把取赎文书翻到末尾，找到杨家管事的花押，又叫我从头念了一遍。
听到“一亩六分，交还江家管业耕种”，他才点头。
“中举是添门楣，赎田是收旧业。两桩都是大事，要告祖咯。”
父亲看向母亲。
母亲问得很实在：“要备多少？”
老人想了想。
“不是春秋大祭，不必铺张。一只鸡、一升新米、两碗酒，香烛照旧。昭晨会写，告文便由他写。”
“田才赎回来，又要杀鸡。”妹妹小声道。
母亲听见了。
“祖宗又不能啃银子。家里有喜事，总要让他们晓得。”
妹妹问：“他们怎么晓得？”
“到时你看咯。”
她以为自己也能进去看。
告文是我写的。
先生教过祭告文字的格式，杨家书房也有旧稿。我没有照着大族祭文堆满显考、显祖和一长串官爵，只写清年月、主祭者、所告何事，以及所备酒食。
写到人名次序时，我把父亲的名字放在最前。
父亲不解。
“举人是你中的，文书也是你写，为什么先写我？”
“你是一家之长。田契上的承业人也是你。”
“文章我又念不得。”
“到时我替你读。”
父亲盯着那张告文看了很久。
“莫写得太夸。就讲田拿回来了，债也清了。”
“还要写中举。”
“那个写后头。”
“为何？”
“你祖父临死还在念这块田，冇念过举人。”
我把赎田写在前面，中举写在后面。
祭告定在九月最后一个吉日。
天刚亮，母亲便把鸡煮好，连同一升新米做成的饭、两碗酒和几样自家腌菜装进食盒。那升米出自今年刚收的稻谷，其中本来有一部分已经作为租谷交给杨家；如今再分不出哪一粒来自赎回的一亩六分，哪一粒来自仍租种的一亩四分。
父亲说，都是江家亲手种的，祖宗不会挑。
妹妹帮母亲擦盘子、摆筷子，又把香烛包进旧纸。出门时，她还特意换了自己最干净的一件旧衣裳。
到了支祠门前，族老却拦住了她。
“女眷在外头候。”
妹妹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也姓江。”
“晓得你姓江。正堂祭告是男丁的事，你跟你娘在廊下帮着看祭品，等礼成再分胙肉。”
“鸡还是我端来的。”
“莫闹。”母亲拉住她，“各处有各处的规矩。”
妹妹站在门槛外，没有再争。
她低头看了一眼那道门槛。
前几日，我们刚从杨家正门进去。那道门曾经因为我中举而打开；眼前这道更矮、更旧的门，却没有因为她会写“江”字便让开。
我想说她可以进。
可祠里已经站着几位族中长辈。父亲捧着告文，神情比到杨家清账时还紧张。若我此时为了门槛同族老争执，今日祭告便会从祖田回赎变成另一个话题。
我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这份沉默，她后来一直记得。
族老开祠门，拂去神龛前一层薄灰。
供桌摆正，酒饭陈列。族中男子依长幼站好，父亲居前，我随在他身后。几名平日赤脚下田的本家叔伯今日都换了干净衣裳，最小的男孩才五岁，被他爹按着肩膀，才勉强站住。
香点起来以后，祠里便安静了。
父亲不懂仪节，每一步都看族老的手势。上香、酹酒、再拜。轮到宣读告文时，他把纸递给我，自己仍跪在蒲团上。
我展开告文。
开头的年月和祖先称谓念得很慢。念到父亲备足原银、赎回先祖所遗水田一亩六分时，他的背忽然弯了下去。
不是行礼。
像是多年来一直压在背上的什么东西，终于在神主前松了一点。
我继续念债务已经清偿，又念家中长子昭晨于丙子科乡试中式。告文末尾无非是敬备酒饭、伏惟尚飨一类套语。
念完以后，族老示意父亲再拜。
父亲的额头碰到蒲团。
他没有立刻起来。
“爹，”他很轻地说，“田拿回来哒。”
祠中没人接话。
神主自然也不会回答。
可这一句话比我写的整篇告文都更像祭告。
礼成以后，鸡肉和米饭分给到场各家。母亲和妹妹也分到一份。妹妹接过碗，先问我：“祖宗听见了啵？”
“按族老讲，听见了。”
“那他晓不晓得我叫江晓曦？”
我怔了一下。
告文里只有父亲和我的名字。
没有母亲。
也没有她。
“这回没有写。”我说。
“那他怎么晓得鸡是我端来的？”
“他若真看得见，应当晓得。”
妹妹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
“下回写进去。”
“写什么？”
“写江晓曦也来了。”
她第一次当着母亲的面，把这个名字完整说出口。
母亲正低头分祭肉，手停了一下，却没有追问。
回家以后，父亲把告文与取赎文书放在一起，重新包进油布。
从此那一亩六分田不只在杨家的租簿上被划去，也在江家祖先面前被说了一遍。
田仍没有搬走。
只是活着的人、死去的人，都被告知它回来了。
当前可以公开的情报（十一）：举人赏给、债契清偿与典田取赎
举人赏给与会试盘缠（续前）
明代各地对新科举人的宾兴、花红、衣物、牌坊及赴会试盘费，可能来自不同层级和不同名目的经费，并不必然在鹿鸣宴后一次足额发清。正文因此继续采用“分次实发”的处理：江昭晨先用第一笔现银清债赎田，后来领到的部分银两和衣料才主要用于家庭储备及北上会试。
具体数额会受地方财力、旧例和实际支给影响。本章不把尚待拨付的账面名目都折算成已经到手的现银。
清偿与缴回原契
借债清偿不能只靠口头说“已经还完”。由债权人缴回原借契，并另写本息全清的收字，能够减少旧契日后再次被用来索债的风险。正文还让江家以历年收字对照杨家账簿，是为了表现基层债务中“交过什么”与“被记入哪一项”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典田取赎
江家此次能够赎田，是因为旧典契明确保留原价取赎权，没有写成绝卖，也没有另列加价和期限。取赎时除交足三两二钱原典价，还需缴回典契、写立取赎文书、核明四至，并把杨家租簿中的三亩改为一亩四分。
正文把本年已经交纳的一亩六分租谷留给杨家，自交割日起停止以后租额，属于双方依交割时点作出的小说化处理，不表示所有明代典田都遵循完全相同的退租办法。
中举、赎田与祭告祖先
祠堂祭祖之外，传统礼制也存在遇家中大事另行告祖的做法。中举关系门第声望，赎回先祖所遗田产则关系承业与家族延续，把两件事合并祭告具有情理上的合理性。
正文没有把贫困的江氏支族写成拥有完备族谱、宏大宗祠和繁复仪仗的大族，而是设置为同姓数户共用的小支祠，以鸡、米、酒和香烛行简化祭告。昭晨负责撰读告文，主祭者仍是作为家长和田契承业人的江父。
明代家祭、墓祭与祠祭中的女性参与并不完全相同，各地宗族实际做法也有差异。本章采用“女性参与备祭和分胙、不得进入正堂主祭”的本支旧例，用于表现晓曦拥有江姓，却尚未因此取得与男丁相同的宗祠位置；不宣称所有明代宗祠一律禁止女性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