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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禾生下田

崇祯二年五月，我满了八岁。

也是这一年，我终于弄清自己究竟落在了什么地方。

父亲平日只说“本州”，货郎偶尔说“去郴州”，我便一直以为附近有个郴县。后来认得的字多了，才知道明代并没有郴州县。这里是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的郴州直隶州，州治不另设附郭县，城外乡里由州直接管辖。

若按后世的说法，我家就在苏仙区一带。离州城不算太远，快脚走上一日能够往返；四面却仍是山岭夹着田冲，出了门先见山，再见一块块被田埂切开的水田。

郴州北通衡州，南面过了岭便是广东。大道上的盐、布、铁器和消息来来往往，可那些东西经过我家门前时，通常只剩货郎箱子里的一点边角。

我满八岁的第二天，父亲给了我一把秧苗。

“今日下田。”他说。

这句话平平常常，听着不像宣布一件大事。母亲也只是在灶边多捏了一个饭团，用菜叶包住，塞进父亲的竹篮里。

可我知道，从这一天起，我在家里便不再只是需要喂养的孩子了。

三亩水田养不活四张嘴，却足以让四张嘴都不得闲。

天才蒙蒙亮，我们便出了门。父亲扛着秧担，母亲挽着裤脚走在后头。我抱着一小捆秧苗，妹妹提着空葫芦，非说自己也是去做工的。

她那年四岁多，走到半路便嫌葫芦重，悄悄往我手里塞。

“你不是做工啵？”我问。

“我做的是看葫芦的工。”她理直气壮，“你力气大，你看水。”

我一时竟找不出毛病。

到了田边，父亲先下了水。他两脚踩进泥里，弯腰分开秧苗，左手握苗，右手插秧，手腕一起一落，人便沿着田面慢慢后退。动作不快，却几乎没有停顿。

我站在田埂上看了一会儿，觉得大致明白了。

插秧而已。

控制株距，保持行列，注意密度。这些道理我当然懂。后世农业讲合理密植，讲光照、通风和单位面积产量。即便我不知道这个时代的具体稻种，照着父亲的间距模仿，总不至于太难。

然后我一脚踩进田里，整个人差点栽了下去。

田泥一直没到小腿肚，底下软硬不一。我拔起左脚，右脚便陷得更深；好不容易站稳，脚趾间又有什么滑溜溜的东西钻过去。

妹妹坐在田埂上笑得直拍腿：“禾伢哥哥走路像鸭婆！”

禾伢是我的小名。

我出生时正值青黄不接，父亲说人要靠禾养，便随口叫我禾生。村里人嫌两个字费事，渐渐都叫成禾伢。过去几年我已经听惯了，唯独从妹妹嘴里喊出来，格外像在叫一只家禽。

“莫笑。”我扶住田埂，“等下蚂蟥爬你腿上。”

她立刻收住笑，把两条腿缩进裙摆里。

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莫跟泥巴使蛮劲。脚板贴着底，慢慢拖。”

我照他说的试了试，果然轻松许多。

站稳以后便是插秧。我左手抓苗，右手一株株往泥里送。起先几行还算整齐，插着插着便歪向一边；有的埋得太深，只剩一点叶尖，有的浮在水面，风一吹便倒。

父亲没有骂我，只将漂起来的几株重新按回泥里。

“手莫攥死。”他说，“两三根一撮，根须往下送。你插恁多在一堆，它们还要抢肥吃。”

“多插几根，不是能多结谷啵？”我故意问。

父亲抬头瞧我，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平日挺聪明、今日却问了句傻话的人。

“一只碗里装十个人，哪个吃得饱？”

我闭了嘴。

父亲不懂土壤肥力、品种分蘖和水肥条件，却知道这块田哪一角泥瘦，哪一处积水，知道不同秧苗要留多少空。

那是脚踩过几十年田泥才有的知识，不在我读过的任何一本书里。

我重新调整间距。这一回，行列没那么整齐，速度却快了些。

太阳升高后，田水开始发热。腰从酸变成疼，再从疼变成一种麻木。我每直起一次身，都觉得自己像一张被折了太久的弓。

父亲还在往后退。

母亲也还在往后退。

他们从前每日出门，我只知道是去田里；直到自己站进同一块泥里，才明白“去田里”三个字里面，原来装着这么长的一日。

近午时，妹妹忽然在田埂上大喊：“哥！你腿上有条黑虫！”

我低头一看，一条蚂蟥正贴在小腿上，肚子已经吸得发亮。

我上辈子知道对付蚂蟥不能硬扯，最好让它自行脱落，或者用盐、火和刺激性液体处理。

可当那东西吸在自己腿上时，我还是本能地一巴掌拍了过去。

蚂蟥没掉，我险些又坐进田里。

妹妹笑得从田埂滚到了草里。

父亲走过来，在我小腿旁边拍了两下，等蚂蟥的吸盘一松，便用指甲贴着皮刮了下来。那东西缩成一团，掉进水里。他再给伤口按了一把干净草木灰，整个过程比我回忆知识的时间还短。

“晓得是一回事，手会不会做又是另一回事。”他说。

我怀疑他意有所指，又怀疑只是自己心虚。

中午，我们坐在树荫下吃饭。母亲把最大的饭团递给父亲，父亲掰下一半给我。我说我吃不完，他便道：“下了田，就吃得完。”

我确实吃完了，连包饭的菜叶也没剩。

妹妹守了一上午的空葫芦，照样分到一小块。她吃得满脸都是饭粒，还认真向母亲汇报，说自己赶走了两只麻雀，救了半田谷子。

母亲说：“要得，秋收给你单装一仓。”

妹妹没听出是在哄她，高兴得连连点头。

下午收工时，我插出的那一片秧苗仍有些歪。父亲站在田埂上看了看，没有返工，只说：“明日接着来。”

这便算通过了。

回家以后，我趴在门槛上，累得连脚都不想洗。母亲烧来热水，妹妹蹲在旁边，用树枝戳我脚底的泥。我赶她，她便跑；我闭眼，她又回来。

父亲在灶前烤衣裳，忽然问：“禾伢，你那本《百家姓》，还会写啵？”

“会一些。”

“自家的姓会写不？”

我找来半块烧黑的竹片，在地上写了一个“江”字。

父亲看了半晌。他认得那是自家姓，却看不出笔画是否对，只郑重地点了一下头。

“如今你也下田了，往后还要替屋里看契、记账。”他说，“禾伢喊在嘴里要得，写到纸上总不像个正经名。你认得字，自己拣一个。”

我怔住了。

上辈子的名字早已隔着八年光阴，远得像属于另一个人。这辈子人人叫我禾伢，我也一度以为自己会顶着这个称呼一直长大。

可那个名字其实早就在我心里出现过许多次。

我用竹片在“江”字后面，慢慢写下“昭晨”两个字。

父亲问：“么子意思？”

“昭，是亮堂。晨，是天刚亮的时候。”

“合起来咧？”

“天亮。”

父亲琢磨了一会儿，咧嘴笑了：“天亮就要起床，起床就要下田。倒蛮合你。”

我心里那点郑重，被他一句话全说成了早起做工。

母亲却把三个字低声念了一遍。

“江昭晨。”

她念得有些生涩，像在试穿一件不属于穷人家的新衣裳。过了一会儿，她点头道：“名字亮堂就要得。日子亮不亮，往后再讲。”

妹妹凑过来，看着地上的字：“江烧橙？”

“是昭晨。”

“烧橙哥哥。”

“昭——晨。”

“烧——橙。”

“妹——坨！！！”

她说完就跑了，可我也没力气起来追了。

她显然是故意的。

父亲和母亲一齐笑起来。我抓起洗脚布要吓她，她尖叫着躲到母亲背后，嘴里还不停喊“烧橙哥哥”。

八岁以前，我是禾伢子，是家里一张要吃饭的嘴。

八岁以后，我开始下田，也终于有了可以写在纸上的名字。

“娃子，你去里屋，枕头底下，把那张契子拿来，读了这么久书，不能白读咯！”父亲忽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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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可以公开的情报（三）：劳力与成丁

“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

——《明史·食货志》

明代户籍和赋役制度中的“成丁”是一种法定分类，并不等于儿童从十六岁才开始劳动。农家孩子往往会随身体能力逐渐承担看护婴儿、拾柴、放养牲畜、送饭、拔草、插秧等家内劳动。八岁下田，表示他开始成为家庭生产中的实际帮手，不表示官府已经把他当作成年丁口。

乳名、正式名和成年后的字也不是一回事。贫困家庭可以先用便于呼唤的幼名，等孩子入学、记账或需要参与公共事务时，再确定较正式的名字；男子成年后所取的“字”，则属于另一套礼俗。江昭晨在八岁时确定的是正式名，而不是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