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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乡试
崇祯八年没有乡试。
通常子、午、卯、酉的年数为正科年，若有皇帝特设或遇新君登基则另有恩科。州城里那些把“乡试”二字挂在嘴边的人，只能等下一年的丙子科。
可等，不是什么也不做。
二月里，凤阳失守、皇陵陵殿被焚毁的消息传到郴州。州学里有人说天下乱成这样，明年的大比未必还能照常举行；先生却把手中的书往案上一放，说朝廷越乱，科举越不会轻易停。
“若连取士都停了，”他说，“朝廷拿什么告诉天下，纲纪尚在？”
前线可以失城，军饷可以拖欠，饥民可以离乡，贡院的号舍却仍要在八月按时开门。科举不只是在选文章，也是在向天下证明，这架机器还转得动。
对我们几个生员来说，它首先是一道更近的门槛。
不是每个生员都能直接去武昌参加乡试。
提学官要先按临考校，州学平日还有岁试、科试与名次等第。只有取得送考资格，名字列入乡试名册，再经过保结、文册与起送手续，才有资格走进省城贡院。
我、杨景和、何如璋和陈继春，都报了名。
周恕没有报。
他父亲年初去世，要守制；即便文章再好，也不能在丧中入场。诗会那日还坐在一张桌边的人，到了科举门口，先因一桩家事少了一个。
先生给我们四人各发了一沓旧卷。
“从今日起，每十日交三篇。江昭晨，莫一看策题便想治天下；杨景和，莫把天下百姓都写成《四书》注脚；何如璋，把你斗诗的机灵收一半；陈继春——”
先生停了一下。
“你先保证每十日能来一次。”
陈继春笑道：“先生，这个比文章难。”
卖田以后，陈家仍租种原来的四亩二分水田。春耕、插秧、除草、收割，没有一件会因为来年有乡试而往后让。
他在州城代教蒙童的活也不能丢。若不教，家里少一份现钱；若教满整日，自己便没有整块时间写文章。
我还能在杨家书房里读书。
杨景和自不必说。
何如璋家中卖纸，练习用的纸虽不是白来的，至少不必每写坏一张都先想它值几文。
只有陈继春常把一张纸正反写满，边角还要留给学生描红。
同是等明年。
有人等的是一场考试。
有人要先设法不被这一年的日子拖走。
科试在崇祯八年秋后举行。
第一场出来时，何如璋脸色惨白，说自己把题目看错了一层。第二日他又改口，说或许错得不深。等到第三日，他已经能在茶铺里讲自己若不中，全怪考棚风水。
杨景和烦得让他闭嘴。
陈继春考完便回家收晚稻，没有留下等议论。
放案那日，我们四人的名字都在送考名册上。
陈继春排得最末。
先生看着他的名次，只说：“能去便好。”
能去，不等于去得起。
湖广乡试在武昌举行。
从郴州往武昌，要先北上衡州、长沙，再经岳州往武昌。走陆路要雇脚力，走水路要付船钱；沿途住宿、饮食、过渡、纸墨，到了省城还要找住处。考试本身只用九日，去考试的人却可能在路上和城里耗去一两个月。
州里有起送盘缠，也有地方士绅凑的宾兴之资。
纸面上人人有份。
真正发下来时，扣掉置办卷袋、旗牌、书吏经手与各项说不清的费用，落到个人手中的数目只够一部分路费。
杨爷包了一条北上的货船。
杨家原本就有货物往长沙走，过长沙以后再换船去武昌。他让杨景和带两名仆人、一个熟悉水路的管事，又说我可以同行，吃住记在杨家的账上。
我问：“算借的，还是送的？”
杨爷看了我一眼。
“你若中了，回来再问。不中，当我这些年白供你一场。”
这不是一个清楚的答案。
我仍答应了。
何如璋家里自己出钱，让他带了一个小厮和两箱纸笔。他父亲还托他沿路看纸价，仿佛儿子去考乡试只是顺便走一趟生意。
陈继春没有船。
我去找他时，他正在晒谷坪上翻稻草。
“跟杨家的船走。”我说，“船上还能挤。”
“船钱咧？”
“先欠我。”
“你的钱也是欠杨家的。”
“那便一起欠。”
陈继春把草叉立在地上。
“昭晨，我不是不想去。家里明年仍要种田，我若出去两个月，谁替我做活？到了武昌，一日一日都要钱。就算侥幸中了，回来以前也不能把举人两个字煮成饭。”
“若不去，科试这一场就白考了。”
“白考总比家里白饿好。”
他说得平静。
我一时又回到杨爷问我的那句话前：你拿银子替他救？
崇祯七年，我没有。
崇祯八年，我靠抄书和写对子攒下了一点钱。妹妹替我校书，也从里面挣到了自己的五文、十文。那点钱比从前多，却仍付不起一个人往返武昌的全部花费。
最后解决这件事的不是我。
是陈母。
她从屋里取出一只布包，里面有一支旧银簪和几串钱。
“簪子当了。”她说，“田都卖得，簪子留着做么子？”
陈继春脸色变了。
“娘，这不能动。”
“前年看病，田替我卖了。今年考试，簪子替你当。你若不中，回来照旧种田；你若中了，莫讲是你一个人的本事。”
她又转向我。
“船钱按多少算，写张条子。亲兄弟也要明账。”
我写了。
杨家的船按搭载一个人的吃食与铺位收一个远低于市价的数，欠款不计息，约定陈继春回来以后用代课束脩或粮食分次偿还。杨爷看过借条，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叫管事把陈继春的名字添到船上。
这是照顾。
也是又一笔人情。
我们还没有进入贡院，账已经跟着上了船。
崇祯九年六月，我们从郴州出发。
这一年是丙子乡试的正科年。
船沿水路北上。开始几日，我们还在船舱里互出经题。过衡州以后，天气愈热，舱里纸张返潮，何如璋每天把箱子搬出来晒，像护着两个刚出生的孩子。
杨景和笑他：“考试取文章，不取纸白。”
“纸不白，先污考官的眼。”
陈继春听见，把自己那沓发黄的纸往包袱里又塞了塞。
我没有笑。
沿途关卡比从前多。
有的查流民，有的查盐货，有的查兵器。驿站旁常能看见被临时征来运粮的人，肩上挑着米豆，腰间挂一张不知何时才能勾销的票。到了长沙，码头上又有北来的客商说，凤阳一带至今不靖，河南、湖广北部道路时通时断。
我们去参加一场证明天下纲纪尚在的考试。
路上每一道关卡，都在证明那纲纪已经需要用更多人守着。
七月中旬，我们到了武昌。
省城比郴州大得像另一个世界。
来自湖广各府州的生员挤满客店、寺院和同乡会聚之处。有人从襄阳来，谈的是兵；有人从常德来，谈的是水；有人从长沙来，已经抄到几篇据说出自名家的程文。书坊把旧科闱墨摆在最显眼处，算命的则站在贡院附近，见一个生员便说一个“文星照命”。
杨家管事赁下两间屋。
杨景和与我一间，何如璋和陈继春一间。何如璋原本不太情愿，住了两日以后，却把自己带来的好纸分了陈继春一半。
“莫多想。”他说，“你若拿黄纸同我一道进场，别人还以为郴州买不到纸。”
陈继春摸了摸纸。
“算钱。”
“你们一个两个，怎么都只会算钱？”
“因为你家卖纸。”
何如璋被堵得无话可说。
考试前一夜，四个人都没有睡好。
杨景和翻了三次身。
我问：“紧张？”
“床板响。”
“你不翻，它便不响。”
“你不醒，便听不见。”
我们争到最后，隔壁的何如璋敲墙，叫我们要吵便出去吵。
陈继春始终没有出声。
第二日我才知道，他半夜胃痛，怕惊动别人，独自忍到了天亮。
八月初八，第一场入场。
搜检、点名、验明身份以后，考生各自进入号舍。所谓号舍，不过窄窄一格，两边砖墙嵌着上下两道槽，放入木板便是桌凳；夜里把板挪一挪，又勉强能躺。
八月的武昌仍旧闷热。
号舍里混着汗味、墨味、饭食发酸的味道和茅厕飘来的臭气。一个人带进去的水、炭、食物、被具和文具都要在这小格里陪他熬过一场。
初九第一场，重在四书义与经义。
这是杨景和最稳的一场。
题目发下以后，我先按先生教的，在草纸上拆题、定股、找经文关节。过去那个一见题目便想越出纸外议论天下的我，已经被七年的制艺训练磨出了另一层本能：先让考官看见你守规矩，再把真正想说的话藏在规矩里面。
我不知道这算进步，还是驯服。
至少它让我写完了。
十二日第二场，诏、诰、表、判与论等文体最磨格式。
何如璋在这一场如鱼得水。
他平日爱玩文字，真正入场以后反而比谁都细。后来对答案时，他能把自己哪一处转折用了哪个虚字都背出来。杨景和说他把一辈子的正经全攒到考棚里用了。
十五日第三场是策问。
其中一问，正问到流寇多年不息、各省调兵数万、供饷百万，为何捷报不断而贼势反而愈盛；又问山川险要、兵民之用、剿抚之策该如何处置。
我看着题纸，很久没有落笔。
这是我从穿越以来最熟悉的一道题。
辽饷怎样落到父亲的借契里，谷价怎样逼陈家卖田，宗藩禄粮怎样锁住地方财赋，客兵怎样沿途要粮，失去土地的人怎样变成流民——我见过的每一件事，都能放进答案。
可这也是最不能照心里原样作答的一道题。
考官问的是如何替朝廷平贼。
不是问朝廷是否也是乱局的一部分。
我提笔写道：
民之从乱者，未必始皆乐乱。田无所耕，粮无所食，催科又迫于后，所逃之民遂为所胁之众。故欲散其众，当先使未乱之民有业可守、有粟可食。
写到这里，我停了一下。
这几句已经够险。
我又用更合考场的口气接下去，说流民与首领须分、胁从与杀掠者须分；官军应有定饷，严禁杀良冒功与沿途抄掠；地方守备不应只在贼到以后临时抽丁；跨省追剿须统一号令，却也要明确军粮从何处出、沿途由谁核验。
我没有写“陈继春”。
没有写“杨家的四亩二分田”。
没有写若天下人都只剩下不可守的家业，那么朝廷叫他们守土，本身便像一句空话。
我把这些藏在“有业可守”四个字里。
文章将完时，号舍外有人呕吐，又有人叫役夫取水。我的手腕已经酸得抬不起来，纸上有一滴汗洇开，正落在“民”字旁边。
交卷以后，我第一次没有同任何人对文章。
陈继春出场时脸色发青。
他第一夜的胃痛一直没有全好，第三场只吃了半块冷饼。即便如此，他五道策也都答完了。
“那道流寇题，你写了什么？”我问。
“写官军无饷便扰民，民受贼与兵两遍抢，最后不知该躲哪个。”
“原话？”
“差不多。”
“后面可曾收回来？”
“怎么收？”
我没有回答。
陈继春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
“你收了。”
“收了。”
“那你比我会考试。”
放榜前的日子比考试更难熬。
何如璋每天说一次自己必不中，又每天去贡院外问一次消息。杨景和起初还劝，后来见他进门便闭眼。陈继春最安静，替同住客店的一户人家抄了几封信，挣回几十文饭钱。
我也去书铺问过抄书。
武昌的写手比郴州多，书铺看过我的字，只说等放榜以后再来。
若中，字便值钱。
若不中，同一只手写出的字便便宜些。
九月初，榜出。
贡院外挤得像要打仗。
我们没有四个人一起找。人太多，杨家管事让我们从榜尾往前分开看，每人认一段名字。
我从后面一名名往上找。
没有江昭晨。
再往上。
仍没有。
我原以为自己会很平静。真正站在榜下，耳边全是哭、笑和报喜声时，心还是一点点沉下去。
忽然有人从右边撞过来，抓住我的肩。
是陈继春。
“在那边。”
“哪个？”
“你。”
他把我拖到另一段榜前，手指按着一行字。
郴州直隶州。
江昭晨。
我看了三遍。
那三个字与州学榜上的没有不同，却像忽然重了许多。
“中了？”
“中了。”陈继春说。
还没等我回神，另一边传来何如璋的喊声。
杨景和也在榜上。
何如璋喊完杨景和，又开始喊自己。他原来已经看见自己的名字，只是一定要让整条街都再听一遍。
我们四人里，中了三个。
杨景和名次最高，何如璋次之，我在后段。
陈继春没有。
何如璋的喊声慢慢停了。
杨景和从人群里挤过来，先看我，再看陈继春。
谁也不知道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最后还是陈继春开口。
“三个新举人，怎么都像家里死人哒？”
何如璋道：“你莫乱讲。”
“中了便笑。难道还要我一个落榜的哄你们？”
他咧嘴笑了一下，拱手作揖。
“恭喜江老爷、杨老爷、何老爷。”
“你再叫一遍，我打你。”我说。
我心里莫不是滋味，不禁想起后世那位大文豪笔下喊老爷的童年玩伴闰土。
“举人打生员，算不算欺压斯文？”
我们都笑了。
笑过以后，四个人仍站在一起。
榜没有把陈继春的名字写上去。
也没有立刻把他从我们中间抹掉。
可我知道，从这一天起，称呼、座次、衙门里说话的分量、别人愿不愿借钱，以及下一次谁还能继续读书，都会一点点不同。
一张榜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当场把人分开。
而是让后面的每一天替它慢慢完成。
新科举人要参加鹿鸣宴。
宴上有礼、有乐、有官员训勉，也有依例应给的花红、衣物与牌坊银。账面所列的赏银数目，远远超过我过去一年抄书写对子所得。
只是银子不会在唱完《鹿鸣》的当日便全部落进每个人手里。
有的要等布政司支给，有的要回原籍由地方办理，还有会试盘缠、旗匾与迎送名目。官员说依例不会少，书吏说眼下库中支应紧，先登记，后发给。
我听着很熟悉。
朝廷账上的银，走到实际领银的人手中，总要经过许多层“依例”。
可哪怕只按最保守的数目算，我仍可能第一次拥有几两、甚至更多可以由自己决定的银子。
杨景和问我准备做什么。
“还债？”
“先把我家的八钱本钱和未清利息一起还清。”
“买书？”
“不是。”
“留着明年进京会试？”
“要留，但不是先留。”
“那还要做什么？”
“赎田。”
杨景和看了我很久。
“陈家的？”
“我家的。”
我家租种杨家的三亩田里，有一亩六分原是江家祖田。祖父病重时拿三两二钱活典给杨家，典契上没有写成绝卖，留着按原典价回赎的条款。祖父死后，父亲没有钱赎，只能把那块田连同杨家另外一亩四分田一起租回来，每年照交四成租。
田一直在我们脚下。
只是十多年里，收成先要分给握着典契的人。
“就是山塘下边、挨着罗家田的那一亩六分？”杨景和问。
“是。”
“三两二钱。”
“你记得？”
“小时候见过那张典契。我爹说，你家若真有本事来赎，照契办，不加价。”
这句话让我松了一口气。
这才是可以称作“赎”的田。只要典契有效、原价凑足，杨家便不能临时把活典说成绝卖。
“还有咧？”杨景和问。
“还你家这趟船钱、吃住和沿途花费。”
“我爹说你中了便不算。”
“他可以不算，我不能当作没有。”
杨景和没有接话。
我又说：“还要备礼。”
“备什么礼？”
“回家问我娘。”
杨家这些年给我的，不只一笔能列出数目的钱。伴读时的饭与糙米，是我磨墨、理书、陪读换来的，并非全是白送；可若没有杨景和把我从门边拉到书桌旁，没有杨爷准我入家塾、替我寻保结，又让我搭船赴武昌，我再会写文章，也未必进得了这张乡试榜。
欠债该还。
典田该赎。
路费该结。
恩情却不能假装与其中任何一笔是同一个数。
回到郴州时，报喜的人比我们先到。
州城外有人放了爆竹，何如璋家纸铺门口挂起彩布，杨家早已备好酒席。杨景和进正门，我仍下意识往侧门走，走出两步才被杨景和拉回来。
“江举人，”他说，“今日走这边。”
我从杨家正门进去。
这是我第一次。
门槛没有比侧门高。
跨过去时，我却清楚知道，它不是消失了，只是暂时允许我站到另一边。
家里没有摆酒。
母亲煮了鸡，父亲把藏了许久的一小坛酒打开。妹妹已经从报喜人口中听了十几遍“江老爷”，见我回来，第一句却是：“举人也要抄书啵？”
“要。”
“那我还有五文。”
“有。”
她这才满意。
吃饭前，我把赏银、贺仪和之后可能领到的盘费逐项说给父母听，也说了自己的打算。
父亲听完，许久没有说话。
“你还记得自家欠杨家的八钱？”他问。
“八钱只是本钱。”我说，“赏银到手，先把息算到清偿那一日，本息一并付清，取回借契，再动余下的。”
“记得就好。”
父亲起身回里屋，从床板下摸出一只油布包。
里面放着这些年所有收字的抄件，也放着一张更旧的纸。纸边已经起毛，契尾却还看得清：江家将水田一亩六分活典与杨家，得典价银三两二钱；日后备足原银，听凭取赎。
“再把这个赎回来。”父亲说。
“我正是这样想。”
他的手在典契上按了很久。
“这块田是你祖父手里出去的。我原以为，到我死也拿不回来。”
母亲把旧契接过去，没有先感慨，而是取来那只缺口小碗和一根炭条。
“一笔一笔分。”她说。
她在桌上划了四道。
“第一笔，八钱本金，还有息金。”
母亲把这些年的收字按年月排开。最后一张是崇祯八年十月，写明当次所交银钱已清利息至十月底，本金仍为八钱。自十一月起算，到我们准备清账的崇祯九年九月底，共十一个月。
“八钱本，每月三分息，每月应是二分四厘。”我在纸上写给父母看，“十一个月合二钱六分四厘。连本共一两零六分四厘。若拖进十月，还要再添二分四厘。”
母亲道：“先照这个数包。到杨家拿他们的账逐月核，若还有我们漏掉的收字便重算；若又添脚钱、纸钱，也要问是哪一日、谁经手。”
父亲把收字一张张压平。
“本息清了，要杨家缴回原契，另写清账。不是把银子放下便走。”
我点头。
“第二笔，三两二钱典价。拿旧契同杨家的典契核对，写取赎文书。往后这一亩六分的租不能再算到杨家名下。”
父亲点头。
“第三笔，去武昌的船钱、吃住和管事替你垫的花费。杨爷若讲不要，也要先把数问出来。人家免不免是人家的情，你问不问是你的礼。”
我又点头。
“第四笔才是谢礼。”
母亲把炭条放下。
“债银不能当谢礼，赎田银也不能当谢礼。你若把该给的银子包漂亮些送过去，再说这是报恩，那叫拿人家本来就该收的钱做人情。”
这句话比先生批文章还准。
“礼备什么？”我问。
母亲显然早已想过。
“家里那匹细苎布，我原想留着给你做长衫，先拿出来。再买两坛好酒、一包茶。你亲手写一封谢启。礼不算厚，杨家也不缺这些，但不能没有。”
“长衫怎么办？”妹妹问。
“他如今是举人，自会有人送布。”母亲道，“真没人送，再穿旧的。”
妹妹想了想，觉得有理。
父亲又补了一句：“先生那里也要另备。莫中了以后，只记得榜是谁发的，忘了文章是谁教的。”
桌上的四道炭痕，于是又添了第五道。
母亲继续问。
“赏银什么时候到手？”
“还不晓得。”
“一共实发多少？”
“也还不晓得。”
“典价可曾变？”
“照旧契是三两二钱。景和也说杨爷肯照契办。”
“船上的账咧？”
“要找管事核。”
母亲看着我。
“那你现在有的，仍只是一张打算。”
我点头。
“先把银拿到手，再把五笔账都问清。”她说，“你中了举人，莫以为天下的事也跟榜一样，只要名字写上去便算定了。”
当夜，我开始写给杨爷的谢启。
第一稿写得太满，仿佛我今日所得全是杨家恩赐。父亲看不懂文章，只问我一句：“你这些年在他家磨墨理书，算不算做过事？”
我把稿子撕了。
第二稿又写得太淡，只说蒙其照拂，不忘于心。母亲听我念完，道：“人家供你读书、替你保结、送你去武昌，就值四个字？”
我又重新写。
第三稿里，我既写杨家多年容我随学、资助赴考之恩，也写父母劳作、先生教诲与自己多年苦读。我不愿把自己写成一个全靠贵人提携的幸运佃户，也不能因为知道杨家从地租和借贷中获利，便否认他们确实给过我的机会。
两件事都是真的。
谢礼要备。
债也要清。
田更要赎。
数日后，州里先发下第一笔花红赏银。
母亲没有让银子在桌上多放一夜。她取出四只布包和一张礼单，逐一写明：还债、赎田、路费、谢礼。先生那一份另放在旁边。
妹妹把“赎田”那张纸翻过来，在背后写了一个歪歪斜斜的“江”字。
“写这个做么子？”我问。
“赎回来以后，不就是江家的田？”
我看着那个字。
从我出生起，江家一直在替别人种田。父亲会插秧，母亲会看谷色，妹妹会沿渠认水，我也终于能在乡试策问里写出“使民有业可守”。
可直到这一刻，我们才第一次有可能让脚下的一亩六分田，重新在契纸上写回“江”字。
中举没有让我们立刻变成富户。
它只是给了江家一次把旧契翻回正面的机会。
第二日，我们要带着五笔分开的账，去杨家正门。
当前可以公开的情报（十）：丙子乡试、中举赏银与典田回赎
中举
明代乡试常科通常在子、午、卯、酉年举行，考试时间为农历八月。崇祯八年为乙亥年，不是常规乡试科年；下一年崇祯九年为丙子年，湖广确实举行乡试，并留有《崇祯九年湖广乡试程录》。因此正文把崇祯八年用于科试、备考和筹措路费，正式赴武昌应试、中举则放在崇祯九年。
武昌
明代没有独立的湖南省，郴州属于湖广承宣布政使司。湖广省级治所和贡院在武昌，今湖南地区的乡试考生需要长途前往武昌应试。正文采用郴州北上衡州、长沙、岳州再至武昌的方向性路线，具体换船、住宿日数与费用属于小说化安排。
乡试
明代乡试分三场，通常在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第一场以四书义、经义为主，第二场涉及论、判及诏诰表等文体，第三场考策问。
现存崇祯九年湖广乡试程录中确有一道长篇策问，追问农民军多年不能平定、跨省调兵、军饷、官军纪律、山川防守与剿抚等问题。正文没有照抄程录答卷，而是据其问题范围虚构江昭晨、陈继春的不同作答。
赏银
明代地方对新科举人有鹿鸣宴、宾兴迎送、花红、牌坊银和赴会试盘费等制度或礼仪。部分制度材料记载新科举人可给牌坊银，但各地名目、数额、资金来源和实际发放速度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正文把江昭晨可得的钱分为省城依例登记的赏给、回乡贺仪和以后赴会试可能领取的盘费，不把所有名目都写成鹿鸣宴当天足额发到手的现银。主角当前只是据账面数额筹划，实际可支配多少仍需后续落实。
回赎
正文补充设定：江家租种的三亩水田中，有一亩六分原属江家祖田。祖父病重时以三两二钱活典给杨家，典契明确保留备足原银后取赎的权利；此后江家继续承佃该田，并与杨家另外一亩四分田一并交租。
“典”与“卖绝”不同。典契通常以取得一笔典价为交换，由承典人占有、使用或收取收益，并可能保留原业主依契回赎的权利；具体能否赎、何时赎、是否加找价银，仍要看契文与地方习惯。小说特意把回赎权写入旧契，不把所有历史上的土地交易一概理解为随时可赎。
赎回后，原本三亩地便有一亩六分地自耕，一亩四分为租种，属半自耕农半佃户
还债、赎田和谢礼
八钱是借契本金，清偿时还须加上截至交割日尚未支付的息金；三两二钱是依典契交付的回赎原价，赴武昌的船食费用属于可核算的资助；谢礼则用于承认杨家提供家塾、保结与赴考机会的人情。前三项即使全部付清，也不自动等于已经谢恩；反过来，也不能把本来应付的本息包装成礼物。
正文让江母把钱分包、逐项核账，是为了表现传统人情社会并非“不算账”，而是同时存在债务账、产权账、费用账和恩义账。处理得越含混，越容易让经济依附在日后被解释成还不清的人情。
息金
正文沿用第一章借契所定“月息三分”，即每月按本金百分之三计息。八钱本金每月生息二分四厘。江家最后一张收字证明利息已清至崇祯八年十月底，从十一月至次年九月底共十一个月，新增息金二钱六分四厘，本息暂合一两零六分四厘。
这个数以“不复利、没有漏记还款”为前提。正式清偿时仍须把江家收字与杨家账簿逐月核对，并确认是否存在有凭据的额外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