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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新衣
第二笔赏给到得比母亲预想中快。
十月中旬，州学通知本州新科举人到衙领取先前登记的一部分银两和衣料。名目写得很多，真正发下来的却仍不是全部。书吏逐项勾销，说明某一笔由州里先垫，某一笔尚待上司拨给，赴京盘费又要等确定起程日期以后另行核发。
我听完，先问：“今日实际能领多少？”
书吏看了我一眼。
“江举人只认现银？”
“没有领到的，不能拿回家分。”
他大约见惯了新举人先问礼仪、再问何时立牌坊，倒少见我这样问，便把实发数重新念了一遍。
银一笔。
青布一端。
另有两方红绸，原是报喜和簪花所用，我没有带回去，只按例在领单上画押。
银子比还债、赎田以后剩在家中的多，却远没有账面各项合起来那么多。母亲拿戥子称过，仍按从前的法子在桌上划线。
“先留明年田里的种子。”
一道。
“再留这一亩六分的粮差，还有那一亩四分的租。”
第二道。
“家里要有三个月不能动的口粮钱。不到断炊，不准拿。”
第三道。
“剩下的才是你进京盘缠。”
第四道。
我看着她分。
“我的衣裳呢？”
妹妹立刻笑起来。
“你也晓得要新的？”
“布都发下来了，总不能再送人。”
母亲把那端青布展开。
布面没有杨景和身上那件细密，胜在颜色匀整。她用手掌量过宽窄，又拿麻绳从我肩头量到脚边，在绳上打了几个结。
“够一件长衫。”她说，“裁省些，还能剩一点。”
妹妹问：“剩下的给我？”
“给你做一只袖子。另一只还光着。”
“那我一边穿新的，一边穿旧的。”
母亲拿绳子抽了她一下。
家里真正开始做新衣，是在三日后。
母亲先把布浸水，晾过，免得做成以后再缩。父亲劈了一根细竹片，替她比直布边。妹妹负责递剪子和收线头，做了一会儿便嫌慢，拿起裁剩的小布条往自己手腕上缠。
“别糟蹋。”母亲道，“有用。”
“这么小，能做什么？”
“书衣。”
妹妹立刻把布条放了回去。
她如今知道书也要有衣裳。
母亲裁衣时极谨慎。前襟、后幅、袖片，一块挨一块排在布上，尽量不留无用的空角。我的旧长衫摊在旁边作样子，肩背已经有些窄，袖子也短了半寸。她把新衣放大，又故意把袖口留出一截，说我还要长。
“我都十五了。”我说。
“十五便不长？”
“过年十六。”
“十六也是我生的。”
我无话可说。
针从布里进进出出。
母亲白日要做活，只能晚间缝。妹妹守在旁边，起初只会把线头舔湿了递过去，后来也拿一块碎布学着锁边。她的针脚忽长忽短，有一针扎进指腹，疼得把手指塞进嘴里。
“写字不扎手。”她含糊道。
“写错字扣钱。”母亲说。
“那还是缝衣好。”
过了一会儿，她又扎了一针。
“写字也好。”
新衣做成那日，母亲让我穿上试。
青色长衫落到鞋面上方，腰身宽了些，袖口也比旧衣长。母亲绕着我看了两圈，把后领拆开半寸重新收紧。父亲坐在灶边，手里拿着取回的旧借契，像是已经看得懂似的翻来覆去。
“像个举人了。”他说。
“旧衣便不像？”我问。
“旧衣像我儿子。”
“新衣就不是？”
“新衣像别人家的儿子。”
妹妹笑得差点从凳上掉下去。
我低头看着衣摆。
这件衣裳是乡试榜带来的。
穿上以后，我的文章没有变，田里的活也没有少。可下一回走进州衙、书铺或客店，别人会先看见这一身没有补丁的青布，再决定用什么称呼问我来意。
衣裳不能让我变成另一个人。
它能改变别人先把我当成什么人。
母亲让我把衣服脱下，折好收进箱里。
“怎么不穿？”妹妹问。
“明年进京再穿。”
“衣裳也要等考试？”
“平日在田里穿，三日便刮破了。”父亲道。
妹妹觉得有理，又问：“那剩下的布咧？”
“先莫管剩下的。”我说，“你去把门关上。”
“关门做什么？”
“不关便冇得看。”
她立刻跑去闩门。
我从行囊底下取出另一个纸包。
纸包是从州城成衣铺带回来的，外面还缠着店家的细麻绳。妹妹蹲到桌边，看我解了两圈，终于忍不住自己扯开最后一个结。
里面是一件豆青色夹衣。
不是母亲裁剩的布，也不是别人穿旧以后改小的。领口、衣襟和两只袖子都已经缝好，盘扣一对不少，是一件从铺子里买来的成衣。
妹妹的手停在衣裳上。
“谁的？”
“你的。”
“真是我的？”
“你若不信，我拿回去退。”
她立刻把衣服抱进怀里。
“穿过了不能退。”
这话不知是从哪个货郎那里学来的。
母亲把夹衣接过去，先翻里面的针脚，又摸了摸夹层厚薄。
“多少钱？”
我报了数。
她的眉毛立刻竖起来。
“这个价，我买布能做一件半。”
“剩下半件给谁穿？”
“给你补脑壳。”
妹妹在旁边笑，手仍抓着衣角不放。
“钱从哪里出的？”母亲又问。
“这些年抄书剩下的工钱，还有回乡后别人送我的几份小贺仪。不是床板下那几包。”
母亲这才没有继续骂，只道：“有钱也不能乱用。她还在长，买得不合身，明年便穿不得。”
“所以我买大了一号。”
妹妹已经把旧外衣脱了，自己往身上套。右手钻进左袖，左手又从领口伸出来，折腾半天才穿正。衣身果然稍宽，袖口盖过手背，母亲替她往里折了一道。
“明年放出来。”母亲说。
妹妹低头摸了摸盘扣，又走到水缸边，对着水面照自己。
水被她晃得一圈圈荡开，脸看不清，新衣的颜色倒映得很亮。
“像不像别人家的女儿？”我问。
她想起父亲方才的话，立刻摇头。
“还是你妹妹。”
父亲坐在灶边笑。
“一个穿新的像别人家儿子，一个穿新的还是自家妹妹。你亏了。”
我确实多花了一些钱。
成衣比自己买布裁剪贵，式样也只是州城铺子里最寻常的一种。可妹妹从出生到现在，穿过母亲缝的，穿过邻家孩子改剩的，也穿过我小时候拆下来的旧布，唯独没有一件走进铺子便已经完整做好、买下以后只属于她的衣裳。
她今日有了。
妹妹在屋里走了两圈，忽然停下。
“我的礼只有衣裳？”
“你还嫌少？”
“你方才叫我问剩下的布。”
“是你自己问的。”
“那剩下的到底做什么？”
母亲看向我。
“还有。”我说。
我进里屋，从床下拖出一只长木匣。
木匣是从杨家书房搬回来的。
我在杨家伴读七年，除了日常读书和替书铺抄写，还做过一件没有人催交期的事。
抄《史记》和《资治通鉴》。
不是全本。
《史记》一百三十卷，《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若想一字不漏地抄完，光纸便不是江家负担得起的。我最初只是见到哪一篇喜欢，便趁练字时抄一段；后来答应教妹妹读书，才开始有意把能够借到的卷册一篇篇誊下来。
纸也不一样。
有的是我替杨景和誊文后剩下的边纸，有的是书铺裁蒙书余下的窄页，有的是自己花抄书钱买来的毛边纸。最早几册字大而生硬，后面的字渐渐小了，也稳了。同一册里有时墨浓，有时墨淡，纸页长短不能完全合齐，只能裁到大致相同，再用线装成薄册。
《史记》里，我先抄本纪和世家，后来又添列传；《通鉴》太长，只能按年月选抄。起初我下意识挑自己认为“妹妹会喜欢”的故事，抄到后来才发觉，这仍是我替她决定什么值得读。
于是后面的选择不再只讲女子，也不只讲英雄。
有秦灭六国，也有陈胜起兵；有鸿门宴，也有萧何收图籍；有皇帝即位，也有饥荒、赋税、兵变和一场场写在年月下面的死亡。
我没有本事把两部书完整搬进这个匣子。
只把七年里真正读到、真正想过的部分，尽量抄了进去。
妹妹蹲到匣子前。
“这些都是你的？”
“以前是。”
“现在咧？”
“你的。”
她没有立刻伸手。
“借给我，还是给我？”
“给你。”
“弄坏了也不收回？”
“你若故意拿去垫桌脚，我便收回。”
“我才不垫桌脚。”她把最上面一册抱起来，“桌脚拿瓦片垫。”
母亲已经把裁衣剩下的青布拿来。
大块余布不够再做一件衣裳，给这些薄册包封却正合适。她按册子的大小裁成几份，教妹妹把布边折进去，用细线固定在原来的纸封外面。
妹妹自己的针脚太乱，缝到第二本，布面便歪到一边。她拆开重来，这回先用炭枝在内侧画线，一针一针沿线走。
“书衣比人衣好做。”她说。
“书不会乱动。”母亲道。
“哥哥试衣时也冇乱动。”
“他会挑嘴。”
我坐在旁边，把各册次序重新排过，在青布封面上题签。
《史记钞》。
《通鉴钞》。
妹妹看了一会儿。
“为什么有个钞？”
“说明不是全本，是抄出的部分。”
“以后能不能抄全？”
“能不能，要看我活多久、有没有纸、借不借得到书。”
“那你慢慢抄。”
她说得理所当然，仿佛我往后几十年都该替她做这件事。
我也没有反驳。
书衣全部缝好以后，她把第一册翻开，在扉页空白处写了一个“江”字。
父亲看见了。
“又写江？”
“我的书，自然要写名字。”
“你哪来的名字？”
妹妹的笔停住。
这个问题迟到了许多年。
我替她取“晓曦”时，她还只是一个趴在灶灰边学写“人”和“手”的小女孩。那名字没有经过父亲点头，也没有写进族谱和任何官府册籍，只在我们兄妹之间用了很久。后来她在州学榜外的竹板上完整写过一次，却始终没有当着父母的面把它说成自己的正式名字。
她看了我一眼。
我没有替她回答。
“江晓曦。”她自己说。
父亲皱眉。
“哪个取的？”
“哥哥。”
“他取你便要？”
“我要，才写。”
屋里静了一会儿。
母亲没有问我为何越过父母替妹妹取名，只把最后一根线咬断，摸了摸书衣的边角。
父亲又把那三个字念了一遍。
“晓曦。”
“嗯。”
“同你哥的昭晨一个意思？”
“都是天亮。”妹妹说。
父亲看看她，又看看我。
“一家两个天亮，也不嫌挤。”
妹妹握紧笔。
“那能不能写？”
父亲把书推回她面前。
“你的书，你自己写。”
她低下头，一笔一画补完后面两个字。
江晓曦。
这一次没有写在灶灰里，也没有写在州学门外一块随时会被丢掉的竹片上。
名字落在《史记》的第一页。
墨还没有干，母亲不许她合书。她只好双手托着，让那三个字晾在灯下，嘴里却已经催我讲第一篇。
“从头读？”我问。
“从头。”
“《五帝本纪》很长。”
“长便明日再读。”
我翻开自己抄得最早的那一册。
纸页旧，字也不如如今端正。外面却刚包上一层新的青布。
我身上的新衣已经折进箱子，要等明年北上赴试才穿。妹妹舍不得脱下新买的夹衣，穿着它读了半夜；那些书衣却在当夜便沾了一点灶灰，第二日又被她压出一道折痕。
母亲看见，心疼得骂了两句。
妹妹抱着书不肯放。
“衣裳做出来，就是要穿的。”她说。
这话听着很有道理。
我竟无法反驳。
入冬以后，家里的五笔账终于各自有了结果。
借债清了。
田赎回了。
船食费用问明并写明免去。
杨家与先生的谢礼都已送到。
第二次实发的赏银也被母亲分成种子、粮差、口粮和进京盘缠，分别包好，压在床板下。
账分开以后，银子并没有因此变多。
家里仍旧只有一亩六分自田和一亩四分租田；明年要交的税不会因为我中了举人便自动消失，去京师的路也远过武昌。新衣只能穿一件，书也远没有抄全。
可父亲不再欠杨家八钱本钱。
母亲第一次能把一包银写作“备用”，而不是写作“还债”。
妹妹有了一件从成衣铺买来、只属于她的新衣，也有了两部属于自己的、虽然残缺的史书。她还第一次当着父母的面，把“江晓曦”写在不会被擦去的地方。
至于我，也有了一件明年才舍得穿的新衣。
那时我以为，只要把每一笔钱都分清，把每一张契纸都收好，再为家里留下足够的银子，自己便可以放心北上。
我还不知道，银子所谓“足够”，总是对某一种已经预料到的日子而言。
倘若歉收、加派、疾病和米价同时到来，再厚的布也会磨破，再清楚的账也只能告诉你，钱是在什么时候用完的。
但在崇祯九年的冬天，那些事都还没有发生。
我把新衣收进行囊。
妹妹坐在灶边，翻开《史记钞》的第一页。
父亲在灯下摸着已经取回的典契，母亲则把装有家用银的布包重新缝进床板下的暗袋。
我们都以为，旧账既然清了，新日子便该从这里开始。
当前可以公开的情报（十二）：抄书与题署
《史记钞》与《通鉴钞》
《史记》共一百三十卷，《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完整抄写需要极多时间和纸张。以江家的经济条件和江昭晨七年的零碎时间，不宜让他凭空完成两部巨著的完整副本。
因此，本章将礼物写成他长期利用余纸、边纸和自购毛边纸制作的节抄本，题作《史记钞》《通鉴钞》。书中文字来自两部原书，篇目与段落却由江昭晨按自己实际读到、借到和认为值得保存的部分逐年选录，既是读书笔记，也是专门留给江晓曦的私人手抄书。
女子题署藏书
明代女子并非不能识字、读史、拥有或题署书籍；真正悬殊的是受教育机会、书籍来源和名字进入公共文书的资格。江晓曦在私人手抄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不等于她因此获得科举、财产权或族谱中的同等位置，却使这个名字第一次得到父母明确承认，并与一件归她本人使用的物品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