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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卖田与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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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田两个字,是我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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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七日祭后的第二天,杨家租账重新核过。守闸三分已有收字,删去;代纳练饷也已经从信银里交清,删去;未足租谷按实际收成重折,仍有五钱八分。加上丧事用白布六分、木匠工钱、香烛和郎中的尾账,江家眼前要付出去的银子接近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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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现银只有一钱四分,铜钱不足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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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靠在床头,陈继春坐在门边,晓曦把每张收字按日期排好。我核完最后一栏,盯着父亲留下的田契看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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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田吧。”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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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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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亩六分田,晚稻收过以后,只剩发白的稻茬。北边田埂有一处缺口,是父亲前年亲手补的;塘里没有水,沟底却还认得旧路。赎田那日,他站在田里说,还是这块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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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举换来的三两二钱,把这块泥从杨家契纸上赎回来。三年不到,我又要亲手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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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卖。”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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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病后声音很轻,这三个字却说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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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卖,杨家的五钱八分拿么子还?四个人北上,船钱、吃食、娘的药,哪一项不要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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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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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走,留下你们在这里等杨家开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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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晓曦有手。她能抄书,我还能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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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曦看了母亲一眼,没有附和。母亲的右手自父亲去世后常常发抖,端药碗都要用两只手,纺线只能纺一小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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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六分田,来年若有雨,至少还有粮。”母亲说,“卖了便当真么子都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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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年若有雨,我们也要先活到来年。还要有种谷、有牛、有力气下田。杨家塘若仍把我们排到末轮,这亩田在契上姓江,水也未必流进来。”我说,“更何况,来年恐怕也再难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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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说得太快。母亲的脸色一下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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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句我说的很小声,但屋里的人都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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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穿越者的我,自然是知道崇祯末年因小冰河期全国各处大旱,特别是崇祯十三年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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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家只以为我这只是丧气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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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自己碰到了什么。她和父亲熬了十几年,欠债、交租、赎田,真正握在手里的只有这一亩六分。父亲下葬才几日,我便把他最舍不得的东西算成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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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肖。”我说,“田是祖父留下的,爹守了一辈子,好不容易赎回来。我如今要卖,往族谱上写也不好看。可人若留在这里死了,田也还是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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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闭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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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春一直没有说话,此时才问:“卖给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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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问罗家,再问州城外有田的人。不能再卖给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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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能?”母亲睁开眼,“价若高,卖给哪个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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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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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纸过割以后就是别人的,哪里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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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不上来。若杨家出价最高,我坚持不卖,只是拿全家的路费替自己争一口气。母亲把账看得比我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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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问价。”她说,“不许贱卖,不许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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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算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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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来了三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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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只想买东边八分,说自家田紧挨着,好并作一块。州城一个粮商愿意整买,却先问江家是不是急着北上,开口便压到二两四钱。杨家管事下午也来了,没有进门,只托族中一位中人带话:三两二钱原价,杨家可以收回,江家所欠租银直接从价内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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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二钱,正是当年取赎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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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没少,也一文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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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看数字,杨家给得最公道。可田过去三年由江家重新培过田埂,又补了一道沟;即使今年大旱,往常田价也已经变了。更何况买主知道我们非卖不可,所谓原价,不过是把中举赎田那一日原样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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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听完各家报价,问:“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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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方向有个买主,须等两日。”中人说,“他愿看田后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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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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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管事道:“江嫂子,冬月底前租银便到期。旁人买田还要税契过割,杨家收回最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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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看向他:“到期前还有十几日。杨家催的是账,不是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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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事碰了个软钉子,没有再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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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桂阳来的买主到田里走了一圈。他姓谭,替族中收田,不认识江家,也不在意我同杨家的旧事。他用脚踩过干裂的泥,查看水沟和四至,最后出三两一钱。税契、中人钱和过割饭食由买卖双方分担,江家实得约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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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还到三两二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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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姓买主摇头:“今年塘都见底。你这田若有水,我出三两三钱也敢;如今明春怎样,哪个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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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旧沟都在,往年不是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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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晓得,所以才出三两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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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来回讲了半个时辰,最后定在三两一钱五分。买主承担税契,江家付中人钱二分与过割杂费。净到手三两一钱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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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绝卖契那日,族叔和罗家老人都来作中。契上先写四至,再写田亩、价银,后写“银契两交,永远管业,不得异言”。中人读到“永远”两个字时,我的笔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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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陈继春卖田,我站在旁边看他的父亲按手印。那时我心里想,契纸上的“情愿”只说明手续齐全,说明不了卖主还有没有第二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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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轮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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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主没有压到离谱,契约没有作假,中人也肯把每一项费用写清。甚至连母亲都坐在旁边,一遍遍问足价银。可若不欠租、不缺药、不准备逃出郴州,我绝不会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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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相公?”中人提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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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绝卖契末尾写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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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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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落下去,比乡试朱卷上的名字更重。母亲随后画押,晓曦作为家中知情人在另一张银两收讫单上写了日期。谭姓买主把银子平码称过,三两一钱五分一块不少。田契和绝卖契交到他手里时,母亲没有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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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主等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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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我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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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手指一根根松开。契纸抽走以后,掌心只留下一道被纸边压出的白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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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割要盯着。”她对我说,“莫叫田卖了,粮差还挂在江家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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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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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子到手后,第一笔先还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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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钱八分租银,分毫不欠。杨管事拿来原租簿,当着我和族叔的面写明一亩四分佃田年终退佃,租谷折银已经结清,练饷代纳、守闸工钱均无再欠。我把旧收字逐张对过,又叫他在总收字上添了一句“此后不得以本年佃租别项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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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事皱眉:“江相公都要北去了,还怕哪个追到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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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要走,才要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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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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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笔付白布、木匠、郎中和中人杂费,共三钱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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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笔是陈继春的账。陈家原先卖给杨家的四亩二分田,这几年一直由他按四成租谷佃种。今岁旱得厉害,该交的谷已经尽力交过,折到最后,仍欠五钱租尾和水工杂项。他自己只剩两钱,要彻底退佃,还差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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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钱由江家借给他。借条上写明不计息,等到了河南各自有了进项再还。第二日,我陪他去杨家账房,把五钱交清。杨管事问来年由谁接田,陈继春只说不晓得,也不归他管。管事便在收字上写下四亩二分自本年冬退佃,租项、水工俱清,来春不再向陈家催租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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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春把那张纸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又叫我替他核了一遍,才按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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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借做么子?”晓曦问,“他这几个月替我们做的工还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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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不少,才不能趁乱把钱和情分搅成一团。”陈继春说。他在借条末尾按下手印,又叫我把“同行食宿各按所得分担,暂由江家垫付”写进去,“我跟你们走,不是给举人相公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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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银买你也太贵。”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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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莫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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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到了河南先叫你挑粪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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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核账,我挑粪,蛮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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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曦在旁边笑了一声。笑完又想起父亲灵位还在,立刻抿住嘴。母亲却说:“笑便笑。你爹若听见,顶多骂你们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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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约一两九钱,便是四人北上的全部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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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将它分成六份:衡州以前船脚,衡州至武昌一段,武昌往襄阳一段,四人十五日口粮,药钱,最后一包应急。她仍不识多少字,却叫晓曦在每只布包上画不同针脚:一道是船,十字是饭,三点是药。银子贴身分藏,我一份,母亲一份,陈继春一份;晓曦衣内只放铜钱,不让她独带大块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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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卖的东西也卖了。犁和耙留给买田的谭家,另得一钱七分;大水缸送给罗家,换两斗糙米;破桌没人要,拆成木板捆在车上。父亲的竹杖、药碗和那件旧青布衣没有卖。青布衣已经随他下葬,竹杖由母亲收进包袱,药碗被晓曦洗净,装了墨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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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最难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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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钞》《通鉴钞》《天工开物》必带。四书经注、制艺旧稿、程克俭给我的粮册样式也要带。纸比衣服重,母亲把我两箱旧文翻了一遍,问:“这些落第文章也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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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还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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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不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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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上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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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我只顾着丧事、杨家和北去,直到族叔替我向州学报丁忧,才真正把这件事放到眼前。崇祯十三年庚辰会试就在来春。举人丁父母忧,不许赴会试。我头上的麻不是走到北京便能摘下的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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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考也带几篇。”我说,“以后还用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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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少带两件衣。”母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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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曦立刻护住自己的书:“我的衣已经少哒,莫又打我箱子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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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只装了一只书箱。卖田的绝契副纸、杨家清租总收字、程克俭短札和父亲丧期证明放在最上层,外裹油布。正好把要带的东西都塞下。晓曦摸着书脊,说这样也算田换成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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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讲好听话。”母亲说,“田就是田,卖了便冇了。书也不会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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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曦应了一声,把书箱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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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一日,我去了父亲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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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土还是新的,边缘被夜里的风刮去一层。碑来不及立,只插着一块写有姓名的木牌。母亲和晓曦在后面摆了半碗饭、一小碟盐菜,陈继春帮我把被风吹歪的纸幡重新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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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卖田收讫单放到坟前,没有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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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田卖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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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没有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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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一钱五分。过割与中人钱写清了,粮差也会从江家名下推走。杨家的租还完,白布和药钱也清了。余下的够我们四个走到河南,若路上不出大事,还能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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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得像一张账。父亲若在,大概会先问为何只卖三两一钱五分,再问买主靠不靠得住,最后叫我把收字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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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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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跪下来,把额头抵在冻硬的土上。泥土的寒意从额角一直钻进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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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我在心里压了十八年。从会说话起便不能讲,后来更没有讲的必要。他给我取乳名,背我去杨家,骂我抄书费油,告诉我水账问少了,也在我中举那夜喝得满脸通红。前世那个已经模糊的家,与这十八年的田、债、饭食和巴掌叠在一起。我曾经害怕承认哪一个,便算背叛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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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前只剩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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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不是您的亲生儿子,但您确实是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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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传来晓曦吸气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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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回头。我不知道母亲听懂了多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以为我因悲痛说胡话。话出口以后,胸口没有忽然轻松,只是疼得更实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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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您守了一辈子的田,换了我们往北走的路。”我说,“不肖便不肖吧。等哪日真有本事,我再回来给您立碑。若回不来,这笔账也只能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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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走到我身边,把父亲的竹杖插在坟土前,又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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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要带着。”她说,“路上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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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问亲生儿子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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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时,晓曦落在我身后半步。走到山脚,她才小声问:“哥,你方才讲的么子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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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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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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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我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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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哼了一声,没有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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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我们离开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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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一辆借来的独轮车,一只书箱,三个衣包,两床薄被。母亲不能久走,坐一程车,再下来走一程;陈继春和我轮流推。晓曦背着装账纸的小包,腰间挂父亲那只药碗改成的墨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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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春已在前两日把最后一张退佃收字收进衣内。他去那四亩二分田边站了一阵,田还在那里,界石也还在那里,只是来春下田的人不会再是他。陈家旧屋无人肯买,他把门窗钉牢,托同宗照看,又独自去母亲坟前烧了一把纸。回来时肩上多了一把旧柴刀,他没解释,只把刀塞进车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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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冲里另有六户同日出走。他们没有程克俭的短札,也没有书箱,只带锅、被和孩子。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去北京赶会试。我头戴孝巾,回答去河南投故主。那人看了看我身上的麻,没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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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杨家外那段大路时,一辆马车横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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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和站在车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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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瘦了一些,仍穿着那件我熟悉的青直裰。车上放着两袋米、一包药和一只新木箱,旁边还有个赶车的长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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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江伯母也去河南。”他说,“水路冷,马车至少能送到衡州。东西是路上用的,不记借,也不提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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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没有说话。晓曦扶着车把,眼睛只看前路。陈继春把独轮车停稳,等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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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二相公,”我说,“小时候我就问过你,粮是谁出的,最后又是谁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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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和的脸色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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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谈的是勤王、剿贼和官军。报帖上的调兵、追剿只有几个字,落到百姓头上却是谷、马料和冬衣。那时他问怎样分好坏,我叫他先看粮从哪里来,最后谁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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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车上也有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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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粮是我自己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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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家仓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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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仓里的粮,难道便不能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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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你家先用田、水、租账把人逼到没有路,再拿一袋粮说救。粮是佃户种的,田是佃户耕的。最后失田、卖女、逃荒的还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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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要你们卖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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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没有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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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胸口起伏,手按在车辕上:“我若拦了,父亲便会听?族里便会听?昭晨,我能做的有多少,你从来不肯替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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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替你想了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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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说出口,他忽然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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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安静下来。路旁几户逃荒人正绕过马车,没有人愿意停下看两个举人争旧账。一个孩子盯着车上的米袋,被母亲拉着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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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药带回去。”我说,“车也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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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伯母走不到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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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这才开口:“我走不到,便死在路上。不同你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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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和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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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向晓曦:“你也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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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曦扶着独轮车,没有回答。她已经在杨家正门说过两遍不。第三遍不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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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陈继春重新抬起车把,从马车旁绕过去。经过景和身边时,他伸了一下手,没有碰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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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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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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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过杨家的马车,我们一直走到午后,才在一座漏风的路亭里停下。母亲坐在独轮车上喘气,晓曦舀了半碗冷水给她。陈继春从车底摸出两块硬饼,一块递给我,一块自己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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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又赶不得庚辰科,”他说,“走这么急做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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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咬着饼,没有立刻答话。父亲的丧期已经报到州学,北京贡院不会因为我早到一个月便让我进门。程克俭的短札也没有限定哪一日。我们离开郴州是为了活路,并不须把自己赶成四具倒在官道边的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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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箱压在车上,药碗里还装着半块墨。十二月已到,往北每走一处,年关便近一日。城里铺户、乡间人家都要换门上的对子。前世我读过两个湖南青年不带盘缠走乡里的故事,靠的也是笔墨和一张肯开口的嘴。这两个青年,一个推翻了旧世界,另一个则还想对旧世界进行修修补补。我那时只觉得这两人有气魄,如今轮到自己拖着一家老小站在冬日官道上,先想到的却是纸钱、饭钱和药钱能不能接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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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路写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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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春嚼饼的动作停了:“哪个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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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我。逢墟便摆一张案,没有案就借条板凳。替铺子写店联,替人家写门对。有人没钱,拿饭、草料、船脚来换也要得。反正不赶日子,走一处,挣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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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想了一下:“写完也莫急着走。问问他们今年收了几成,田租多少,米是哪个价,官里又催过哪些名目。头一次北上,我坐在船上看见的多,真正问到的少。这回既要一处处停,便把路看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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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春抬眼:“你去河南投幕,还要先在路上查半个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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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不得,问总问得。人家不肯讲便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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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先听他讲田。”陈继春说,“你莫看见一丘黄泥,就在册上写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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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了拍衣内。六只银包分在三个人身上,针脚各不相同,最薄的一包也比眼下这块饼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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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走到河南时,原先备的路银能不能一包不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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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春把剩下半块饼塞进口中,盯着我看了片刻:“你是举人。把‘丙子科江举人’往纸边一写,我同你比个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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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便不许拿功名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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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人认出你,也算你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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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出来又不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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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才开口就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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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写。”晓曦忽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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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陈继春一同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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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药碗往怀里一抱:“看我做么子?哥哥不在的时候,我哪个没有写字赚过钱?你们会写四个字,我便只会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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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咯,继春兄”我说,“我们两恐怕都比不过晓曦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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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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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曦也觉得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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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是两个糙汉子写字挣钱稀奇,还是一个长开了的妹子写字挣钱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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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你就知道欺负我!”她说,“再讲了,我也能替女眷写信。你们两个好意思围在人家屋里问婆婆想同出嫁的女儿讲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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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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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春把最后一点饼屑拍进掌心,忍着笑:“她比你想得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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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三个人。”晓曦说,“看哪个先挣够一天的饭钱。输了的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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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坐车,哪日不要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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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了的多推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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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靠在车上听了半晌,这时才把手伸出来:“银包都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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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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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便比清白些。”她道,“路银由我收着,哪个都莫偷偷拆。写对得的铜钱另装,换来的饭和住处也叫晓曦记下。纸墨先扣,亏了本还讲自己写得多,算么子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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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曦立刻把自己的账纸翻出来,在第一行写下三个名字。我看她写到“江晓曦”时,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占得比我宽,伸手去点,被她一巴掌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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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咯,”她说,“到了河南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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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人各自在账纸上按了个墨指印。母亲把六只银包全收进贴身褡裢,又用父亲的竹杖敲了敲独轮车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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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便走。今日的晚饭还冇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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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笔生意在两日后。一个兼卖桐油和纸张的杂货铺主肯借半张案,却不肯先给钱,只许我们从他裁剩的红纸里取边角。我写了一副店门长联,陈继春写了三张“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小幅,晓曦守在侧边,半个时辰没有人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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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脸上装得若无其事,笔却洗了两回。后来一个抱孩子的妇人来问,能不能给灶门写两个小字,又怕自家男人嫌女娃写的字镇不住火。晓曦没有争,只在一块废纸上写给她看。那妇人看了半天,拿出四只煮熟的芋头,叫她再写一张贴米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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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我的长联换了二十文,陈继春的几张小幅换来一升米,晓曦得四只芋头。她把最大的那只给了母亲,剩下三只摆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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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只。”她说,“今日晚饭是我挣的。明日你们两个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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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升米不算饭?”陈继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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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冇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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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二十文也能买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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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冇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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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啃着自己那只最小的芋头,腮帮子鼓起来。我忽然觉得这场比赛大概不会有一套能叫三个人都服气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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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郴州地界,我回头望了望这养育了我十八年,此生估计再难回来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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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一折,田冲早已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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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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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免吟起这首宋人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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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莫看哒,再看就真要丢下你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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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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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北上没有杨家的货船,也没有何家的纸商一路安排。我们先到衡州,再寻北上的小船;水浅便下船走,逢墟便停一两日。临近年关,铺户要写店联,村里人要写门对。过了正月,红纸生意少了,我们又替人写家信、收字和分家清单。我戴着孝,确有人嫌不吉利,转身便走;也有人听说我识得官府文书,拿催役票来换一顿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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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春写的字不如我匀,却最晓得农户愿意把哪几个字贴在牛栏、谷仓和水车旁。他还会先替人劈半捆柴、看一眼漏水的沟,再坐下磨墨,换到的常常不是铜钱,是一夜铺草、一锅粥或少算的一段船脚。人家肯多坐一会儿,他便问田是自有还是承佃、塘水归哪几户、租谷今年少没少。若有人把四成租说成四成收成,他当场便能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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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曦起初只能接零碎小幅,后来沿途女眷晓得她能代写私信,反而把我们两个赶到门外。她每回出来都把信封得严实,只记所得,不肯漏半句信里写了什么。她另在账纸背面记米价、药价和沿途听见的加派名目,有一处写错,被陈继春指出来,她便把两个人叫到一起重新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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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病了两次。第一次在衡州,我伸手去摸缝着三点的药包,被她用竹杖压住手背。那几日我们把白天挣来的钱全交给郎中,夜里借客店灶房写了二十多副对子,抵掉两间通铺和三日热水。第二次在武昌以北,晓曦先把三个人的铜钱全倒在草席上,陈继春又去替船户搬了半夜粮袋。钱仍差十几文,船户看过我替他写的呈验货单,免了那一段脚钱,才把缺口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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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得很慢。晓曦每日记账,陈继春问船价、看粮袋有没有短斤,我拿文书同关津说话。四个人谁也不是谁的随从,谁有力便多推一程车,谁清醒便守一夜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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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河南府城前一晚,母亲把六只银包摆在客店草席上。封口的线有两处被汗浸得发黑,没有一处拆开。比赛的账却算不清:现钱是我最多,陈继春换来的饭和船脚最多,晓曦坚持替人写信换给母亲的两帖药也该算在自己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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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程同知家再请他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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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同知有空替你算芋头?”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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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怕输便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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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河南府城时,已经过了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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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克俭的宅门仍是我离开时的样子。门房却换了人,不认得我,只见一个戴孝的年轻举人带着病妇、少女和另一个戴旧孝麻的男人,以为我们是来投亲的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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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递上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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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房进去许久,出来时身后跟着程克俭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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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去年更瘦,官服外只披一件旧氅。看见我头上的孝,第一句话不是问粮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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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尊何时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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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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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算了一下日子,叹了口气:“庚辰会试,你去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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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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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人丁父母忧,不许赴会试。正服未阕,便是到了北京也进不了场。下一科在癸未,崇祯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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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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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总把下一科当作一条确定的路,仿佛三年后贡院仍在那里,朝廷仍在那里,我只要继续写文章便能再试。如今站在河南府门前,身后是从郴州一路来的饥民,程宅墙外还贴着催粮告示。我知道崇祯十六年是什么年份,也知道那会是大明最后一次会试与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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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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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便等癸未。”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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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克俭看了我一会儿,又看向母亲、晓曦和陈继春:“你信中只说家有急事,没说会带三个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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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三个人随我。”我说,“我们四个一同来投程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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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春上前行礼:“我会种田、看水、运粮,也认得一些字,不求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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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曦道:“我会抄书、核字、记收支。女眷中的事,若有能做的,我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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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扶着父亲的竹杖,最后一个开口:“我如今做不得重活。吃多少药、费多少粮,都记账。等身体缓过来,纺线、煮饭、缝补,总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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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克俭的目光从四人身上逐一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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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来。”他说,“账以后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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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房把门完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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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着独轮车跨过门槛。车上那只书箱轻了许多,田契的位置仍旧空着;卖田余下的一两九钱却还封在六只银包里,路上另挣的零钱和换得的物件也没有归进这六包。程克俭的短札被门房收去核看,《史记钞》《通鉴钞》和《天工开物》也都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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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一个也没有落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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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可以公开的情报(二十三):绝卖田产、退佃、丁忧与癸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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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典取赎与绝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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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家此前凭旧典契以原价取赎祖田,保留的是回赎权;本章重新出售则写作绝卖,价银交足并完成税契、四至确认和粮差过割后,原则上不再保留日后按原价取回的权利。卖价、费用、中人、买主和具体过割程序均为小说设定,不作为崇祯十二年郴州统一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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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田后尤其需要核明税粮归属。若产业已经交给买主,册籍上的粮差仍未推收,原业主可能继续被催征。因此江母即使不识字,仍反复要求昭晨盯住过割,与前文江家清债时核对租簿的经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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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佃并非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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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佃户通常以租佃关系耕种地主田地,退佃主要处理的是田地交还、当年租额及附带账项,并不等于从人身隶属关系中“赎身”。但在灾荒与债务叠加时,欠租、借种、用水和差役都可能使一户人难以干净离开,因此陈继春坚持付清尾账并取得收字,实际意义是切断杨家日后继续催租派工的凭据。陈家四亩二分的欠额、退佃时点和收字文字均为小说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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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暮写对与民间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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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在明代已经成为岁暮年节书写的重要门类。城镇铺户、乡村人家、仓廪和牲畜栏舍所需字幅长短不同,使识字而善书者能够在年关前替人写对换取铜钱或实物。年节以外,家信、收字、契约和呈验文书同样构成民间代书的生计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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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人丁父母忧不得赴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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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对士子守丧应试有明确限制。相关制度记载:“生员丁父母忧者不许赴乡试及提学官科岁二试,举人丁父母忧者不许赴会试。”父母丧正服通常以二十七个月计。昭晨于崇祯十二年十月丧父,故不能参加崇祯十三年庚辰会试;这不是他主动放弃考试,而是守制期间没有合法应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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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续通典》卷八十三所录明代丁忧应试规定](https://ctext.org/wiki.pl?chapter=681737&if=gb&remap=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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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六年癸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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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科是明廷在北京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试与殿试,状元为杨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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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北京市相关文化资料《辛苦遭逢:明清易代中的末代进士》](https://www.bjwmb.gov.cn/zxfw/wmwx/wskt/t20180205_8592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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