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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童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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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七年正月，先生第一次没有因为杨景和问怪话罚他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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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讲的是《论语》里的“君子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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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照例先解释，君子不应当像器物一样只有一种用处，而应当通达事理，能够担负更大的责任。杨景和听完，立刻问：“既然君子不器，为何童试只考文章，不考人会做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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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很自然地把纸往他那边推了推，等着先生罚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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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却只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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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连文章还没写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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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写明白以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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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过了今年的童试，再问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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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和顿时坐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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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磨墨的手也停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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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七年正月，杨景和实岁十四，我实岁十二，乡里若按虚岁叫，都还要再添上一岁。我们在同一张桌边读书已经将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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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年里，他从《论语》读到《孟子》，又开始习本经；我则借着伴读的身份，把杨家书架上能摸到的书翻了一遍。先生最初只把我当作坐在旁边磨墨的孩子，后来发现我背书并不比杨景和慢，索性一并出题、一并批文。杨家给他的束脩没有因此多出一份，我却实实在在多得了一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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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说完童试，便把目光转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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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晨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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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回答，杨景和先笑了：“自然。他若不去，我同哪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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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摇头：“进考场以后，你同满州童生比，不是只同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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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先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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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抱着这份心去，先输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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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和不服，却没有再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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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低头看着砚里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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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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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所谓童试，并不是只有小孩子才能参加的考试。尚未取得生员身份的读书人，无论十几岁还是四五十岁，都可被称为童生。通过地方初试，再经提学官主持的考试入学，才算有了生员功名，民间也就是所谓“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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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员不能立刻当官，更不等于从此衣食无忧。但这个身份仍然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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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让我进入州学，能让我在地方文书中不再只是“佃户江某之子”，也能让我将来参加科试，取得乡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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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它给了一条看得见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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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人都知道这条路最终通向哪里。我也知道大明只剩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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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道房子将塌，不代表应该拒绝眼前唯一一架能够往上爬的梯子。至少站得高一些，能多看一点，也能少让人踩住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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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我想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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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我能不能把名字写进报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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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直隶州没有一座名叫“郴州县”的县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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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治直接管辖我们所在的乡里，因此第一道地方考试也不能照别处写成“郴州县试”。本州童生先由州里查明籍贯、身份，参加知州主持的初试；等提学官按临，再参加决定能否入州学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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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先面对的却不是题目，而是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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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文书上，要写曾祖、祖父、父亲的姓名和身份，还要写本人的年岁、籍贯，说明身家清白，并由合乎条件的人出面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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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父亲的名字，也知道祖父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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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叫什么，父亲想了一整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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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叫进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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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灶边抬头：“不是进田，是进财。你爹从前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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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财是二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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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公明明叫满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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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争了半天，最后去问村里年纪最长的老人。老人先说叫进田，喝完一碗热水，又改口说也可能叫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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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死了几十年，若没人替他写在族谱或碑上，他的名字便会慢慢从后人的嘴里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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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没有这个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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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一本旧谱。杨景和的曾祖、高祖，何年生、何年死，娶的是哪一姓，哪一支迁来郴州，都列得整整齐齐。他只需把对应的几行抄下来，便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来路清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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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却得先证明自己的曾祖究竟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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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此走了两日，问了同族远亲，又去土地庙后看一块残碑。碑上有个姓江的“进成”，年代也对得上，旁边还刻着祖父幼时的名字。我们这才把三代勉强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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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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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爷虽然有生员功名，却早已不应岁考，也不是食廪的生员，不能什么手续都由他一句话包办。他托州城相识的一名廪生出面核看，又让管事从里册和旧租簿中找出江家的记录，证明我们确实世居本州，不是临时冒籍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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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廪生姓谢，瘦得像一根晒干的竹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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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看杨景和的文章，又看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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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二公子的自然好说。”他将我的卷子翻过来，“这个是你家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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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杨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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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户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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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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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廪生笑了一下：“我没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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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问我读何经、师从何人、有没有犯过官司，最后让我当面写了一段《孟子》。我写完，他没有夸，也没有挑错，只把纸折起来收进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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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后来送了他什么，我没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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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却为这份保结备了一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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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原本只有两只母鸡，一只留着下蛋，一只年纪大些，冬后便不大生了。父亲捉的是老的那只。妹妹死死抱着鸡不放，说它虽不下蛋，却会吃虫，也会在下雨前自己回窝，不该拿去给一个从没见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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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哄了半天，她仍不肯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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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杨爷没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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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廪生的情，我去还。”他说，“这只鸡你家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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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提着鸡笼回来时，脸上没有多少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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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没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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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从我们还不起的人手里，转到了杨爷的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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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账没有写利钱，也没有写归期，反而比八钱银债更难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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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吃饭时，妹妹忽然问：“报名册上写了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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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我和杨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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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爹，还有爷爷、太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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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叫三代。不是一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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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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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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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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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停了一下：“照报名的格式，不写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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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用筷子戳着碗里的红薯：“那我能去考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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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道：“女娃子考么子童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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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认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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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才认得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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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水。”她数完，想起这显得太少，又补了一句，“还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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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江”是她入冬以后学会的。她写得尚不稳，却已经能一眼从《百家姓》里认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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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把四书读完再讲。”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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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立刻看出我在绕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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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就能去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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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法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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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女子。即便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也不能以童生身份进考场，不能入州学，不能参加乡试。这个制度甚至不需要先看她会不会写文章，便已经把她排除在报名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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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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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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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朝廷不准女子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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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认得我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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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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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不认得我，怎么晓得我考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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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静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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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低头扒饭，母亲想叫妹妹别胡说，最后也没有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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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答：“它不是觉得你考不过。它根本不让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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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皱着眉想了一阵，把筷子往桌上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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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个账写错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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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得像在讲一件再清楚不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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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名到州试，还有一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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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不再容许杨景和随意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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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说，可以问，但必须等文章写完以后再问。每天除了背书讲经，我们还要各作一篇经义，练破题、承题、起讲和后面的各股文字。哪里可以转折，哪里必须收束，哪些意思能从朱注中生发，哪些话虽有道理却不能这样写，先生一处处替我们圈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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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认识题目上的每个字，与会写一篇应试文章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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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出过一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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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想到的，是去年塘边的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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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规则若只约束别人、不约束杨家，便是“比而不周”；各户共同商定，让上游下游都受约束，才勉强算得上“周而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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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个意思换成当时的语言，洋洋洒洒写了一页。开头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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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者，公其心而无所私；比者，私其党而有所蔽也。今夫一水，上田挟源而先之，下田待流而后之。强者得以自便，弱者徒守其期，是虽有约，亦比而已矣。必也同渠之人，共议其先后，使居上者不得以势专，居下者不至以远病；约成而贵贱同守之，然后可以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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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看完，在开头画了一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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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是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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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刻，他从圈中拉出一道长线，一直划到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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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太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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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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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用戒尺点住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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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其心而无所私，私其党而有所蔽’，勉强算破得住题。所以我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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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尺往下一移，落在“今夫一水”四字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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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开始，你便不是在发明‘周’与‘比’，而是在写塘约。上田是谁，下田是谁？强者是谁，弱者又是谁？考官若问你何人挟源、何人仗势，你准备把杨家的名字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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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意识看了杨景和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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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本正凑过来看热闹，听到这里，脸上的笑淡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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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又点到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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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同渠共议’‘贵贱同守’。这两句不是不能讲，而是你还没有证明它们为何合于圣人之‘周’，便先把自己的办法塞进圣人口中。若考策问水利、乡约，这几句或许可用；如今题目叫你代圣贤立言，不是借圣贤替你发塘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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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圣贤的道理总要落到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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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到事上，是策论的写法。经义有经义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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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能从朱注里转一圈，何必让我们各写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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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把戒尺放到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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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同一句圣贤义理，有人能写得中正通达，有人只会借题发牢骚。你的上田、下田、塘约和杨家，自己心里样样齐全，纸上却只有几句影子。考官没有同你在塘边住过，凭什么从几百份卷子里替你补足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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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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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总觉得把实情写上去，旁人便该懂。”先生点了点那篇文章，“去年水账吃过一次亏，如今写文章又犯。纸不是你的脑子。你没有写出来的东西，阅卷人不会替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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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很重，却不是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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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艺当然有束缚。它要求考生在相同经典、相近注解和固定文体中表达，许多真正重要的事情根本进不了题目。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越是受到限制，越能看出一个人是否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越能减少只靠华丽空话蒙混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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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童试这一关，我没有资格只骂规矩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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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先证明自己能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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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和的问题与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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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得合规，破承起讲都挑不出大毛病，文字却容易飘。他从小见过的田地都有人替他种，见过的账也都是管事送到桌上，写“民生艰难”时，常常只剩几句书上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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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把我们两篇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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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意多于法，一个法多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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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和问：“哪个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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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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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得挑一个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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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不替你们两个单独设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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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好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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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互相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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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替他删掉空泛套话，逼他把每一句“百姓”后面都想成一个具体的人；他则替我收住议论，把过直的句子塞回题目和朱注能够容纳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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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改到最后，两篇文章已经分不清究竟是谁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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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也常趴在窗边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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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懂制艺，却能听出哪里重复。杨景和有一次连用三个“盖”字，她就在窗外数：“一个盖，两个盖，三个盖，你要盖几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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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和恼羞成怒，追出去要赶她。她绕着院子跑了一圈，最后躲到我身后，仍伸出三根手指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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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没有笑，只在那三个“盖”字下各点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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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删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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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试那日，天还没亮，州衙外已经挤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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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童生”大半应当同我们年纪相仿，到了才发现，队伍里既有尚未变声的孩子，也有胡子花白的老人。一个头发斑白的童生自带小凳，坐在墙根背文章；旁边十七八岁的少年替他提着考篮，开口却叫他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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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童生？”杨景和低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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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入学以前，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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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儿子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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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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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一同应试并不稀奇。有人考一次便进学，也有人考到孙子都能磨墨，仍是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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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役按册点名，核对籍贯与保结，再查看考篮和衣物。轮到杨景和时，唱名的人叫他“杨二相公”；轮到我，只叫了一声“江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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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名字终究都在同一本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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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着篮子进去，第一次坐进真正的考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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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远没有后世教室整齐。一块窄板当桌，另一块当凳，前后的人咳嗽、挪脚、磨墨，声音不断。有人忘带砚滴，低声向邻座借；有人刚拿到题便脸色发白；还有人铺纸时手抖，把半砚墨打翻在衣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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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发下来以后，周围才渐渐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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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把题读了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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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想说的话一齐涌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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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闭上眼，把水塘、债契、辽饷和高迎祥都从纸面上赶开。我要先让阅卷者看见题目、看见经义，再让真正想说的意思藏在能够被读懂的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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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不是我的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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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不会替我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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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写破题，停了一会儿，划去两个太满的字，重新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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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中段时，右边有人突然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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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压着嗓子抽气。大约是污了卷，又或是忽然忘了后文。衙役走过去喝止，那人越想忍，肩膀抖得越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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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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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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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里做错一步，或许还能把浮秧重新插下去；卷子上的一片墨污，有时便是数月甚至数年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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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完以后，从头读了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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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遍看意思，第二遍只看字。确认没有缺笔、抬头和格式上的大错，才交卷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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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和比我早出来，正站在廊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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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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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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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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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便等放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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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显然还想问我如何破题，又怕对过以后发现自己写错，最终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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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路上，我们谁也没有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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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在村口等着，远远看见我们便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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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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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出榜。”杨景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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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们考了一日，连哪个赢都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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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考试，不是斗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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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鸡当场就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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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和被她说得无法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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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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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试发案时，杨景和排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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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也在榜上，居中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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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意味着我们通过本州初试，获准参加提学官按临时的下一场考试。杨家仍然摆了一桌酒，倒不是提前庆功，而是请谢廪生与先生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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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家没有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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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多煮了一个鸡蛋，切成四瓣。父亲一瓣，母亲一瓣，妹妹一瓣，我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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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吃完自己的，盯着我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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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不行。”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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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冇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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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眼睛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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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立刻闭上眼睛，把脸转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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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那瓣鸡蛋夹进她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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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睁开眼，觉得这一招十分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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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回你考，我还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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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回不能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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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多考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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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笑出声，又赶紧说了句不吉利。童试考得越多，越说明没有入学，哪有人盼着多考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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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却知道，真正难的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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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学官不会为我们两个单独来郴州。他按一定路线考校各府州生员、收考童生，什么时候抵达、在哪里设试，要等官文。我们继续练文，等了两个多月，才等到院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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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州城里的气氛与初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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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试是本州选人，许多考生多少能托到一点关系，至少知道知州喜欢怎样的文章。提学官从外而来，阅卷标准未必相同。原先排在前面的人可能落下，末尾的人也未必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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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临行前只说了一句话：“莫想着胜过对方，先把自己的卷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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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和答应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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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场以后，他仍在经过我身边时伸出两根手指，先指我，又指自己，然后握成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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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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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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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试的题比州试更难，却没有难到不可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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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岁开始摸《百家姓》，八岁进入杨家书房，到如今已读了近八年。前世留下的阅读理解和逻辑训练不能替我自动写出制艺，却让我更容易拆解题目、安排结构，也更习惯在有限篇幅里把意思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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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需要重新学的，是繁体、文言、经义和这个时代的文章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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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我也已经学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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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这样仍连一场官学入门考试都过不了，那便不是旁人太聪明，而是我这些年根本没有真正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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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笔写下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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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没有再把不属于题目的东西硬塞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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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只在朱注外面绕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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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让文章成为一篇考官能够读懂的经义，再在其中留下自己的意思：所谓教化，不该只是上位者要求下位者服从；能使人明白道理，才谈得上让人实行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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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结尾，我收住最后一股，没有多添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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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卷时，天色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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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试发案那日，州学门前挤得比州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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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人群后面，看不见榜，只听见前面一阵阵念名字。有人高声叫好，有人挤出来时脸上没有表情，还有一个老童生站在墙边，把榜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最后慢慢收起自己的考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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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和仗着个子比我高，先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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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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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喊完，脸上的喜色只停了一瞬，便继续往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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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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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后，他回头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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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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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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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脸色变得有些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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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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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挤过去，终于看见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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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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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字写在榜上，位置确实比杨景和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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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高出许多，却足以让他沉默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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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比不比？”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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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回再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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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叫你莫只同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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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没说只同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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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嘴上仍硬，眼睛却已经重新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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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被取入州学，成为附学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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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景和不必输掉家中任何东西，仍然得到了一直被期待得到的身份。我则借杨家的书、先生、保结和人情，从侧门里一路读到了州学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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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上的名次只评这一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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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没有把这些差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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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也不是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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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那张榜上，我没有因为父亲是佃户便被排到杨景和后面。考官不知道我替谁磨墨，也不知道他是谁家的二公子，只认卷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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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平很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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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存在于名字已经被写进册子、卷子已经送到案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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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窄，不等于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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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有多少人走不到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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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时，父亲和母亲都来了。父亲看着榜上的名字，来回确认了三次，仿佛怕墨迹忽然变成别人家的姓。母亲站在稍远处，不敢挤进男人堆里，只不断问：“真有啵？真是我家昭晨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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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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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踮起脚，什么都看不见。我把她抱起来，指给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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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头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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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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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她先认出来，又顺着我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念，“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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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第一次在家门和灶灰以外，看见我们家的名字被写在一张公开的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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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了很久，忽然问：“我的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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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榜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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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会有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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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可以哄她，说等她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总有地方可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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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问的不是能不能写在竹片上，也不是能不能写进我们家的旧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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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的是，有没有一张与这张相同的榜，愿意先让她进门考试，再决定她写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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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现在的规矩，不会有。”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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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没有哭，也没有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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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让我把她放下来，从怀里摸出一小片竹板。那是她自己带来的，上面先写了一个“江”字，旁边留着很长一块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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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先写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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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蹲在州学门外，用炭枝慢慢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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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字她刚学不久，日字旁挤得太窄；“曦”字我只教过她拆成几部分，她写了半天，仍漏了一横，又多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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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字终于挤在竹板上时，已经歪得几乎认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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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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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齐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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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上，我和杨景和一同成了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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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官，也不是举人，只是得以进入州学、继续向下一场考试走的资格。我们暂时站在同一道门内，真正的分岔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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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在那道门外，妹妹第一次完整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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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可以公开的情报（七）：童试、生员与报名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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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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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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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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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生”主要指尚未取得府、州、县学生员资格的应试者，不是严格的年龄称谓。十几岁的少年可以是童生，屡试未入学的成年人乃至老人也仍可被称为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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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常把取得生员资格说成“中秀才”。生员是地方官学中的正式身份，并不等于已经考中举人，更不等于可以立即授官。生员还要参加岁试、科试等考校，取得相应资格后，才能参加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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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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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郴州是直隶州，州治直接管理原附郭郴阳县辖地，并不存在一座与州治并列的“郴州县”。因此，主角所在州辖乡里的第一道地方考试，正文写作州里主持的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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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童试常被概括为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但直隶州辖地的实际层级不能机械套用普通府县结构。正文保留“州试”和提学官按临考试两个关键节点，不把后世某一地的细则冒充全国不变的统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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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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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科举确实通过统一经典、规定文体和阅卷程序，提供了一种比单纯依靠血缘荐举更公开的上升路径。贫寒出身者并非绝无可能凭文章取得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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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考试之前仍有许多门槛：长期读书所需的粮食与劳力、书籍纸墨、师承训练、籍贯与身份审核、保结关系，以及赴考期间的食宿。卷面上的同题竞争可以相对真实，获得递交卷子的机会却并不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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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与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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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与官学入学以男性为制度对象。女子即使识字、通经，也不能循童试—生员—乡试这条路径取得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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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江昭晨的公开榜名与妹妹写在竹片上的私名并置：前者得到制度承认，后者只有个人意志。两者都是真实的名字，却拥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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