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章 北上 崇祯九年十一月，母亲把我的行李拆了三遍。 第一遍，她嫌我带的书多。 第二遍，她嫌我带的银子少。 第三遍，她又嫌我留下的银子少。 “到底是多还是少？”我问。 母亲把一只钱袋压在掌下。 “你带的少，屋里留的也少。” “总共就这些。” “那便都少咯。” 她说得很有道理，我一时竟找不出话来。 第二次实发的赏银到手后，母亲先分出了来年的种谷和粮差，又另包了三个月口粮，剩下的才许我拿去作会试盘缠。我原想再多留一份，父亲却不肯。 “京里远，不比武昌。”他蹲在门槛边替我查看草鞋，“路上病一场、耽搁两日，样样都要钱。你莫走到半路，又写信回来要屋里卖谷。” “自家的田刚赎回来，明年收一季便好了。” “明年的谷还在天上咧。”母亲说，“天上的东西，你也敢先拿来算？” 这话我在家里听过不止一次。 不能拿没收的谷抵眼下的租，不能拿未发的赏抵已经欠下的债，自然也不能拿明年的丰收替今日壮胆。 最后，家里留下的银子仍比我原先打算的多一些。 我带走的则被母亲分作三处：一份缝进贴身衣襟，一份藏在书箱夹层，一份装在随手取用的钱袋里。她还嫌不够稳妥，又把几块碎银分别塞进旧袜和针线包中。 “娘，我这是去赶考咧，又不逃难。” “逃难的人才冇得银子缝。”她头也不抬，“你若路上遭了贼，莫逞强。外头那一袋给他，衣襟里的莫动；若连衣裳都被剥了——” 她顿了一下。 “那便命要紧，银子都给。” 父亲在旁边咳了一声。 “莫讲这些晦气话。” “不讲，贼便不来了啵？” 父亲说不过她，只好继续低头看鞋底。 新做的青布衣也叠在箱中。母亲在肩肘处多留了一点余量，说我还在长身子，不能只穿一季。外面又罩了一层旧布，免得路上泥水浸进去。 晓曦蹲在一旁，看她把书、衣、钱一样样塞进去，终于忍不住问： “我不能去么？” “不能。” “我会认路。” “你连州城北门出去往哪边走都不晓得。” “跟着你便晓得咯。” “我自己都没走过。” 她想了想，又换了一个理由。 “我会算账。” “路上有景和兄和如璋兄。” “他们会不会偷你的钱？” “……不会。” “那我还会读信。” “信是我写回来给你读的。” 她这才不说话了。 临睡前，她从《史记钞》末尾拆下几张尚未写字的毛边纸，用线草草订成一个薄册，塞到我箱中。 “做么子？”我问。 “你每到一处便写下来。” “写信回来不就是了？” “信会寄走，这个要带回来。” “若一路都写，得写多少？” “有多少便写多少。” 她把薄册按平，又在第一页写了三个字。 江晓曦。 字仍不算好看，最后那个“曦”挤得厉害，右下角险些掉到纸外。 “省得你忘了是给谁看的。”她说。 我把册子收进行箧最上层。 “忘不了。” 出发那日天还没亮，母亲便煮好了饭。锅底那层焦脆的锅巴也被铲下来，和炒过的盐菜一同包进油纸。父亲替我背着书箱，一直送到村外的大路口。 晓曦穿着那件豆青夹衣，袖子依旧长了一点。她一路把手缩在袖中，到了路口才伸出来，抓住我衣摆。 “几时回来？” “考完便回来。” “考完是几时？” “开春以后。” “开春是几时？” 我正想给她算月份，母亲先开了口。 “你哥自家也不晓得咧。京城恁远，哪能把日子掐得准。” 晓曦不满意这个答案，却也知道问不出更准的，只把我的衣摆攥得更紧。 父亲把书箱交还给我。 “到了京里，莫同人争闲气。考得上便考得上，考不上便回来。田已经赎了，屋里饿不死。” 母亲道：“信要写。莫嫌纸贵。” “晓得。” “银子莫露白。” “晓得。” “生水莫乱喝。” “晓得。” “你只晓得晓得，听进去冇？” “听进去了。” 她还要再说，远处已传来车轮压过冻土的吱呀声。 杨家的车到了。 杨景和从车上跳下来，身后跟着一个长随。何如璋家的车在后面，车辕上捆了两大包纸，像赴京赶考只是顺道，北上贩纸才是正事。 我把晓曦的手指一根根从衣摆上掰开。 “回去吧。” “你先走。” “我走了你便回？” “嗯。” 我走出十几步再回头，她还站在原处。豆青色在冬日灰白的田野里很显眼，父亲和母亲一左一右站在她身旁，三个人都没有动。 我又走出一段。 再回头时，已经看不清他们的脸了。我想再喊一句“回去吧”，张开嘴，风先灌了进来。隔着这般远，即使喊了，他们大概也听不清。 我便没有喊。 陈继春在前面的岔路等我们。 他没有行李，只背着一个旧布包，一看便没打算同行。 何如璋掀开车帘，故意问：“继春兄，你这般轻装，是准备一路食风饮露？” “我若也有个举人功名，食土也去。”陈继春把布包递给我，“可惜今科无名，只能送你们几双鞋。” 里面是三双新纳的布鞋，鞋底厚实，针脚却有粗有细。 “你做的？”杨景和问。 “我娘做了两双，我做了一双。” 何如璋立刻把手缩了回去。 “哪双是你做的？” “你脚上那双。” 何如璋低头看了看自己刚接过去的鞋，叹道：“看来今科会试，最大的险关不在贡院。” 陈继春笑骂了一句，又从怀里取出一张借条。 那是乡试时向杨家借盘缠所立的凭据。上面的数没有少，只在旁边添了两笔已经归还的利钱。 “我今年先还这些。”他说，“余下的，待明年教书收了束脩再还。” 杨景和没有接。 “今日是来送行，谈这个做什么？” “正因你要走，才该说清。”陈继春把纸塞到他手中，“你今日说不急，账房明日还是照日子算。写上已收，彼此都省事。” 杨景和看了我一眼，终究接过借条，让长随取来笔墨，在路旁的车板上写明数目。 陈继春吹干墨迹，又认真看了一遍，才重新收好。 临别时，他对杨景和与何如璋皆说了吉利话，轮到我，却只道： “昭晨，你写过北边失地的文章，也写过流民。如今真要往北走了，睁眼看清些。” “看清什么？” “看清书上那两个字，到底是些什么人。” 他说完便退到路旁，拱手送我们。 “那晓曦和我爹娘，也麻烦你照看了。”我说。 车重新动起来。 陈继春朝我拱了拱手。 我忽然有些后悔说得这样郑重，像这一去便要几年不回。可车轮已经转了，我只得也朝他拱手。 何如璋在车上换了陈继春送的鞋。走了不到二里，他忽然说：“竟还算合脚。” 杨景和道：“你若真穿坏了，回来时正好向他讨第二双。” “回来时？”何如璋笑道，“你倒先替我定了落榜。” 车中又闹起来。 我也跟着笑。 **** 从郴州往北，先过衡州，再向长沙、岳州。我们有赴会试的文书，沿途投宿、过关都比寻常行旅方便。杨家雇的车只送到水路，之后便换船。何家同沿途纸商相熟，何如璋每到一处都能找到价钱合适的客店，有时还能借到一间清净屋子温书。 我坚持把自己的船钱和食宿逐笔记下。 杨景和见我每日拨算盘，问道：“你是去考进士，还是去给账房考核？” “欠过十几年账的人，改不掉。” “你如今已经不欠了。” “正因不欠，才更要记。” 他没有再劝，只把杨家长随垫付的数目每日报给我。 越往北，风越硬。船行洞庭时，水面像一张被揉皱的铁皮，舱板整夜吱嘎作响。何如璋晕船，第一日还强撑着读《春秋》，第二日便抱着铜盆发誓，若能平安登岸，此生再不嘲笑古人“临流而叹”。 杨景和替他把书收起来。 “古人叹的是光阴。” “我叹的是昨夜那碗鱼羹。” 到了武昌，他足足喝了两碗热粥，才重新活过来。 武昌仍是我熟悉的样子。城门外车马拥挤，码头上脚夫呼喝，赴京的举人聚在客店里互通姓名、抄看墨卷。有人已经押题押到礼部会问哪一条边策，也有人断言今科主考偏爱某一种破题法。 若只待在那几间客店里，天下仍像一张考卷。 边患是一道策问，流民是一条论据，旱涝是一句“请蠲请赈”。每件事都有出处，也都有能够写进文章的端正句法。 我们在武昌停了三日，随后随一队北上行旅继续赶路。过了汉水一带，路上的人渐渐变了。 往北走的，多是举子、商旅、军差和运粮的车。 往南走的，却常常拖家带口。 起初只是零星几户。男人挑着被褥和锅，女人牵着孩子，竹筐里装着所剩不多的家当。再往北，便成了十几户、几十户。有的人推车，有的人只背一个包。更多的人什么也没带，只将破布裹在身上，沿官道默默往南。 他们见到我们的车，会先看车上的箱笼，再看悬在车侧的赴试文书。 有人上来讨吃的，也有人只是看。 何如璋起初给了几次饼。人渐渐多起来，长随便把车帘放下，劝他不要再露食物。 “我哪会舍不得几张饼。”何如璋把手里剩下的半张也收了回去，声音很低，“实在分不过来。” 没人接话。车外还有七八只手跟着，走了十几步才一只只落下去。 过襄阳以北的一处小市时，天刚下过雨，路边全是黑泥。市上粮铺只开了半扇门，门口挤着一圈人。一个汉子扛来一张犁铧，想换半斗杂粮。 掌柜不肯。 “这块铁不值半斗粮。” “再少便不够一家吃了。” “你这东西我收了，还要找人熔。爱换便换，不换便走。” 汉子蹲在泥里，拿袖口一遍遍擦犁铧上的锈。那块铁磨得很薄，边口却亮，显然前一年还在田里用。 我盯着那道磨亮的刃口，先想起父亲每年开春扶犁的手。犁卖了，来年便要借；借犁欠人情，租牛要出谷，迟上几日又要误农时。 这些账在脑中排到一半，我又停住了。 那汉子只盯着粮袋。他眼下要算的，大概只有今晚几张嘴。 “给他补些钱。”我对长随说。 长随没动，只看杨景和。 杨景和取出一块碎银递给我。 “用我的。” “我有。” “你的钱都缝在衣襟里了吧？” 我摸向钱袋，才发现随手用的那份在前一处渡口换了船钱，剩下的都是大块，不便当街取出。 最后还是用了他的。我接过碎银时手指有些发僵。方才还嫌母亲把钱藏得太散，此刻真要取来救急，我却连自己的钱都不能立刻拿出来。 粮铺掌柜见银才把门再开大一些。那汉子换得半斗粮，抱着袋子朝我们连连作揖。我想把犁铧也还给他，他却不接。 “老爷既出了钱，这便是老爷的。” “我算什么老爷。” 他看了看我们的车、衣裳和文书，没有同我争，只又作了一揖。 “举人老爷。” 长随嫌犁铧沉，何如璋便把它捆在车后。此后每逢车轮陷进泥里，那张犁铧便在后面一下下撞着车板。 当。 当。 每响一下，我眼前便晃过那汉子擦铁锈的袖口。 当晚投宿，店家说北面不太平，劝我们等一队官兵同走。 “官报都说贼剿下去了，怎么还有？”同住的一名举子问。 店家正在给灯添油，闻言笑了一声。 “年年都说剿下去了。” “此处近日有贼？” “贼来过，兵也来过。贼要粮，兵也要粮；贼牵牛，兵说那叫借。至于究竟哪一拨来得近、哪一拨走得远，小人哪晓得。” 那举子皱眉道：“官兵奉命征剿，岂可同贼并论？” 店家忙低头赔罪。 “老爷说得是。是小人嘴拙。” 他说完便退了出去。 屋里静了一会儿。 杨景和道：“官兵与贼自然不同。” “我知道。”我说。 “他却把两者说成一样。” “因为拿走他粮的时候，一样。” “若无官兵，贼只会拿得更多。” “也可能。” 他看向我。 “你这是两边都不肯认？” “我认。”我说，“贼抢过粮，这笔账在；兵拿了店家的粮，这笔也在。记下一笔，不能拿它去涂另一笔。” 话说出口，我才听出这是陈继春从前讲过的意思。那日在何家暖阁里，桌上有热茶，几笔账横平竖直，分得清清楚楚。 窗外的犁铧又撞了一下车板。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今日那块碎银还是杨景和替我拿的。真把两笔账摆到眼前，哪里还有纸上那样齐整。 谁也没有再说话。 次日，那队官兵果然来了。 他们护着几车军粮。沿途又征了十几个民夫推车，发给每人一张写有名目的纸票，说到了前站自会给钱。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走得慢，被押队的兵用刀鞘推了一下，摔在路旁。 何如璋要下车，长随拉住他。 “相公，莫惹军爷。” 老人自己爬了起来，捡起纸票，继续去追粮车。 我们跟在后面，确实没有遇见贼。 只是走得很慢。 进入河南境内，荒败更重。 新野往南阳一带，本该是田连着田的地方。可那年冬天，官道两旁不时能见到弃耕的地块，村口的树皮被剥去一圈，几座屋只剩焦黑的墙。 我沿途问了三回。一个说流寇烧的，一个说官军追剿时放的火，还有一个说主人早逃了，是附近饥民拆走梁柱取暖。三个人都说得笃定。我听完反倒不敢在薄册上落笔，只能先记下村名。 我们到南阳城外时，城门将闭，门前挤着数百人。 守门军士逐个查验。商旅要开箱，乡民要说清来处，衣衫褴褛的流民则一概被赶到路边，不许进城。轮到我们，长随递上赴会试的文书，军士看见“举人”二字，态度便缓和下来。 “几位相公快些进。近来城外不安生。” 我接回文书时，拇指正按在“举人”二字上。那两个字在郴州替我开过杨家的正门，如今又替我开了南阳的城门。 我朝路旁看了一眼。一个抱孩子的妇人也正看着这张纸。 我下意识把手收回袖中。 车轮越过门槛时，一个孩子忽然抓住车后的犁铧。 他约莫七八岁，脸冻得发紫，身后一个妇人抱着更小的孩子。守门军士喝了一声，他却不松手。 “这是我爹的。”他说。 “胡说。”长随去掰他的手，“这是路上买的。” “我爹也有一张。” 他盯着那块铁，像认准了什么。 “卖了。” 我让车停下，从行囊里取出剩下的锅巴和盐菜递给他。孩子先看军士，等对方没有阻拦才接过去，转身跑向那妇人。 后面的人立刻向车边涌来。 军士横起长枪，把他们逼退。 “相公行善也得进城再行，莫在门口生乱！” 城门在我们身后合上。 门外有人拍门，有人叫喊。厚重的木门将声音挡去大半，城内街上却照常有人卖酒、卖炭、卖热汤。只是粮价比襄阳更高，一升陈米要的钱，抵得上郴州丰年时数日口粮。 客店掌柜听我们从湖广来，道：“诸位算赶得巧。再过些日子，粮价还要涨。” “为何？” “南边北边都在打，兵要吃，民也要吃。去年便荒，今年春上若再接不上，谁晓得要涨到哪里。” 那一夜，我翻开晓曦给我的薄册。 我原想按她说的，把沿途所见都写下来。笔落到纸上，却不知该先写哪一件。 写那张犁铧，还是写粮铺半掩的门？写被刀鞘推倒的老人，还是写城门外抓住车不放的孩子？若都写，郴州家中看见会怎样？母亲会不会夜夜担心我遇上乱兵，父亲会不会后悔让我北上，晓曦又会不会以为官道两旁尽是死人？ 最后，我只写： 十一月离家，过衡、长、岳诸州，至武昌，复由襄阳北行。道路尚通，同伴俱安。 写完后，我盯着“尚通”二字看了很久。笔尖悬在后面，墨慢慢聚成一滴。 我想添一句南阳粮贵，又想起母亲把碎银缝进衣襟时的脸。若她知道城外聚着几百人，下一封信大概会先问我有没有被抢，衣裳还在不在。 那滴墨终于落下，洇出一个黑点。我吹干它，合上了册子。 杨景和在旁边温书，见我停笔，问：“家书？” “给晓曦看的路记。” “怎只写了两行？” “其余的，回来再讲。” 他没有追问，把一张刚写完的策论递给我。 题目是荒政。 开篇引《周礼》，中段论常平、义仓，结尾请朝廷择廉能、宽逋负、禁胥吏侵渔。句法周正，层次清楚。我的笔已经循着旧习移到两处用典旁，正要落下，城门合拢的闷响忽然又从脑子里翻了出来。 我把笔挪开，重新读了一遍。 “如何？”他问。 “写得好。” “但？” “没有但。” 我提笔替他圈出一个重复的字，又把自己的答卷铺开。 我的文章也一样。 纸上的饥民懂得按籍请赈，地方官知道验口散粮，朝廷只需下一道恰当的诏令，银粮便会从仓中沿着笔直的道路，准确送到每一张饥饿的嘴边。 我脑中甚至排出了一张前世惯看的流程图：朝廷下诏，州县验口，开仓散粮。一道箭头接着一道箭头，整齐得很。可箭头之间没有半路扣下的粮，没有不肯开门的军士，也塞不进方才那几百个人。 我低头再看自己的文章。纸面干净得叫人心虚。 我把原稿折了起来。 “不改了？”杨景和问。 “重写。” “明日还要赶路。” “那便少睡一夜。” 我重新蘸墨。 我在新纸上写下“流民”二字。墨还没干，那个抓住犁铧的孩子便挤到字旁。他冻紫的脸只有指甲大小，我再写两笔，便被盖住了。 这两个字太省纸。 南阳城门外的几百个人，一行便写完了。 正月是在河南过的。 除夕那日，客店勉强凑出一桌饭。何如璋拿出从家里带来的酒，杨景和写了三张门帖，我们把其中一张贴在客房歪斜的门上。外面有北风，窗纸破了一角，灯焰总向一边倒。 何如璋举杯道：“明年此时，三位进士再聚京师。” “会试还没进场，你便替殿试也定了？”我说。 “过年说吉利话，难道要我祝三位落第还乡？” 杨景和道：“三位太多。天下士子尽在北上，能考取一人，已是郴州文运。” 何如璋立刻改口：“那便祝我考得上。你二人若落第，我在京中请酒。” “你若考得上，先把继春那双鞋供起来。” 我们笑了一阵。 酒并不好，菜也远不如家中祭祖后分的那碗胙肉。可人在千里之外，能围着一盏灯说几句旧话，便足够像年。 我想起父亲摸着田契的手，想起母亲缝在床板暗袋里的银包，也想起晓曦穿着新衣，催我讲《五帝本纪》。他们此刻大约也已吃过年饭，门前或许贴着我离家前写好的春联。 我在薄册上添了一句： 除夕，宿河南，食薄酒冷鸡，与景和、如璋守岁。 想了想，又添： 忆家中胙肉，胜此远矣。 写完以后，我把薄册朝灯边推了推。若晓曦此刻坐在对面，大概会追问京城有没有胙肉，再笑我出了门才晓得家里的好。 过了年，越往北越冷。我们穿过彰德、真定一带，官道渐宽，驿递也更密。南下的粮车一队接一队，骡马鼻中喷着白气，车辙在冻土上压得极深。偶尔仍能见到流民，但京畿近处盘查更严，他们往往还未靠近城镇，便被差役赶开。 二月初，我们终于望见北京城墙。 城墙比我想象中更高，也更长。城外道路上挤满车马，口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有人是赴试举子，有人来送粮纳税，有人带着货物寻买主，也有人裹着破席坐在沟边，面前摆一只缺口的碗。 我们在城南找定住处。洗去一路尘泥后，母亲做的青布新衣终于从箱中取了出来。 肩肘果然宽了一点。 何如璋道：“你娘是按你二十岁做的？” “她怕我长。” “你若今科没考上，下科再来正好。” “呸。” 我换上新衣，去礼部查看会试程期，又远远看了一眼贡院。回到客店，先写了一封家书。 我写已经平安抵京，盘缠尚足，景和与如璋皆好；写北地寒冷，幸而母亲多缝了一层里衣；写京城很大，贡院门也很大。 写到这里，笔停了下来。 我试着接了一句“河南道中多有饥民”，刚写出一个“河”字，耳边便响起母亲那句“生水莫乱喝”。她若看见这句话，少不得还要托人追问十件事。 我把“河”字涂去，换了一张纸。卖掉的犁、南阳城外的人和一路荒田，都没有再写。 信末，我对晓曦说，薄册已经写了数页，回去便给她看。 我把信托给何家相熟的一名南下纸商，站在京城二月的冷风里，看它同几十封书信一起被收入防潮的油布袋中。 纸商扎紧袋口，那句没写完的“河南道中”便留在了我袖里的废纸上。 我只整了整身上的新衣，转身向贡院走去。 衣摆上还留着一道没洗净的河南泥。 **** ## 当前可以公开的情报（十三）：丁丑会试、北上道路与南阳寇荒 ### 会试时间与启程月份 崇祯九年为丙子科乡试年，次年崇祯十年（1637）为丁丑科会试、殿试年。明代会试通常在春季举行，正文因此安排江昭晨于崇祯九年十一月启程，在道路、候船和冬季天气均可能造成耽搁的条件下，预留约两个多月抵京。 ### 郴州举人的北上方向 正文采用“郴州—衡州—长沙、岳州—武昌—襄阳—南阳—中原—北京”的行程，使人物能够由湖广南部进入战乱更深的湖广北部与河南。明代实际出行会受到水位、治安、关津、驿路和同行队伍影响，举子可以在水陆之间换行；本章路线用于确定大方向和沿途社会景观，不宣称是郴州赴京唯一固定线路。 赴会试举人持有地方起送、身份查验一类文书，在关津和投宿时通常比无籍流民便利。正文借城门内外的不同待遇呈现功名带来的实际通行能力；举人仍无权无条件调用官驿或免费食宿。 ### 崇祯九年至十年初的南阳灾乱 崇祯九年十二月有关南阳府的奏报已称当地遭受“寇荒之惨”，并预料进入崇祯十年春后粮价倍增；奏报同时提到流寇据山、官兵逗留以及地方难以供饷等问题。正文据此设置南阳一带荒田、粮价上涨、流民聚集和兵粮运输，但具体的卖犁、闭门、民夫与孩童均为小说人物和场景，并非对单一史料事件的复述。 参考：[《崇祯长编》所收崇祯九年十二月南阳府相关奏报](https://www.shidianguji.com/mid-page/7623530890975477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