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恩格斯说："国家决不是什么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缓和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一版，第189页）。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及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它不是一种出于"全民利益"的抽象中立力量，而是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背景下，为保障少数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而产生的暴力工具。因此，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是"民族的共同体"或"社会契约"的体现，而是根植于特定生产关系和阶级统治的产物，是用以维持阶级压迫秩序的工具。
国家，是根植于生产关系和阶级统治而存在的暴力机器。正是基于这种阶级性，国家所依赖的核心手段不是民主协商，而是强制与暴力。这种暴力不仅表现为法律与制度的权威性，更集中体现在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作为行使并且表现为"维护秩序"权力的暴力机关——常备军、警察、秘密警察、监狱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那么，又是什么使得这样的力量得以凌驾于社会之上呢？上面说了，国家它是在社会中产生的。人类社会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生产的关系都是根植于人的社会活动，而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暴力机器，就在于它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它的根源是：社会已经分裂为对立的阶级，这种对立已经不能靠"习惯法"或公共协商调解，必须借助一种有组织的、系统的、排他性的暴力来"维护秩序"。国家虽然"产生于社会"，但并不是社会中所有成员意志的总和，而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不再等同于人民自发组织，而是独立于人民群众、自我运行、拥有专属暴力权的统治机关。就比如前文中提到的公检法税机关，它们不以服务人民为目的，而是以镇压"秩序破坏者"为名，捍卫统治秩序为实。正因如此，它不可避免地走向对社会的异化和反作用。
这种力量则主要表现为，（一）武装的独立化和常态化，统治阶级无法亲自每天组织军队、抓人、关人，所以必须组织起专门的镇压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这些机关不能接受普通社会成员的干涉或监督；（二）财政独立性，国家机器通过税收、国债、财政预算等形式，获得大量独立于群众控制的资源，使其能够运行并强化自我复制。因此列宁说："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为了维持特殊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一版，第12页）；（三）合法的垄断权，国家垄断"合法暴力权"，规定何种行动是"犯罪"，何种思想是"颠覆"，从而以法的名义打击犯罪、维持社会秩序和压制被统治阶级反抗；（四）意识形态支配，国家不只依靠暴力维持统治，更借助教育、宗教、媒体、文化等手段灌输"国家高于社会"的观念，使被统治者认同自己的被统治地位，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
因此，意识形态的统治，是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用以维护自己统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灌输和斗争手段。它并不能独立于暴力国家机器之外进行运作。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45页）这就是说，意识形态不能离开现实的人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生产关系；而意识形态的作用始终不能够离开具体的人。特别是作为统治阶级，他们向社会灌输的利于他们统治的意识形态，绝不能离开暴力国家机器的宣传和确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因此，就不会存在什么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结构的、独立的运作，去塑造人，去进行什么阶级再生产。在阶级社会，人是阶级的，阶级是在生产中划分的，只有劳动力能够被再生产。国家之所以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社会之上，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神秘或全能，而是因为统治阶级作为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能够通过国家机器选择性地推广某些观念、排除其他意识，从而将自身利益普遍化为"国家利益""普世价值""文明秩序"。
因此，国家同社会的异化也就会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和对民众自治的否定（至少是间接的否定）。一方面，国家掌握的军队、法院、立法权、税收等公共权力，表面为"全民服务"，实际上被垄断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这点在官僚资产阶级或者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最为明显，政府企业的家族化、裙带化，公检法系统的"行会化"；另一方面，国家阻断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组织能力，打压工会、农会、革命组织，拒绝任何能挑战其暴力权威的民主机制。甚至在部分国家，群众无游行示威和结社的自由，工会只不过是摆设，沦为官僚体系或资产阶级利益的附庸，根本无法代表劳动者利益发声。
综上所述，我们说，国家机器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从社会内部产生却又凌驾于社会之上，以暴力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为核心手段辅以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统治，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压制被统治阶级的反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从来不是单向决定论式的机械关系，而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然而一部分修正主义者只记得了前半句，从而陷入到了"唯生产力论"里边去；而另一部分则只记得后半句，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
"唯生产力论"者将社会发展归结为生产力自身的演进，进而否认国家、法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历史作用。他们将国家理解为"中立的调节机制"，而非阶级统治的机器；将法律理解为"社会契约"，而非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更有甚者，认为意识形态可以独立于物质关系而"自我进化"，从而脱离了社会实践和阶级斗争。这种观点实际上割裂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统一面，否定了上层建筑作为阶级统治机制的反作用能力，沦为一种脱离现实斗争的技术决定论。
而机械决定论者，他们在否定"经济决定论"的旗号下，把上层建筑神秘化，甚至赋予意识形态以超历史的"塑造力"。诸如"话语决定现实"、"文化决定社会结构"等观点，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变种。他们将"上层建筑"视作一个可以脱离物质关系、脱离阶级实践独立运转的结构，完全抹杀了阶级性与社会基础，变成了"结构生产人""文本构建实践"的观念泡影。这种倾向在当代"左翼自由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尤为常见，其本质是将现实斗争抽象为概念操演，将革命实践消解于学院语言之中，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历史立场。
我们要强调的是：上层建筑具有现实的、深刻的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并不是否定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反是补充，是承认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而这一独立性的基础和落脚点就是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其反作用是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的，是通过国家机器及其运行机制完成的。正如前文所述，国家虽然是在社会内部产生的，但由于它的产生正是源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因而它从一开始就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形式出现，并以专门的暴力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为基础，辅以财政手段、法律体系和意识形态统治，构成了系统性的阶级统治。
同样，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它确实没有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8页）这就是说，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独立的外观、历史和发展，它的历史就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历史，它的发展就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意识形态是现实阶级的世界观，而它的斗争也就是现实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精神领域的反应和补充。意识形态的斗争始终不能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而每个阶级内部的个体又有一定的思维和精神，外加国家机器的宣传灌输。也就产生了不同阶级个体之间某些意识形态的同一性。
那么，上层建筑到底是怎样进行反作用的呢？我们说，答案就在于武装和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平衡。统治阶级通过掌握常备武装进行统治，从而获得比被统治阶级远远强大的力量。在现实的统治和意识形态灌输下确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统治地位，从而使民众产生政府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认识，从而压制反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群众的"需求"，巩固生产关系，维持统治秩序——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本质就是阶级统治。因此，不与先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的需求下，会压制经济基础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则可以通过统治阶级的能动活动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进而带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因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否阻碍或促进社会发展，取决于其代表的阶级是否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只有革命阶级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将这一反作用从压迫工具转变为解放工具，从而实现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真正推进。
这也就是说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只有通过暴力的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完成生产关系改造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