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4146a4a585d4095d8e78438b10a1797d4d9544f5 Mon Sep 17 00:00:00 2001 From: KiriAky 107 Date: Thu, 26 Mar 2026 03:13:35 +0800 Subject: [PATCH] update --- Philosophy/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提纲.md | 118 ++++++++++++++++++ Philosophy/国家机器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md | 38 ++++++ .../论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md | 104 +++++++++++++++ README.md | 75 ++++++++++- 4 files changed, 331 insertions(+), 4 deletions(-) create mode 100644 Philosophy/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提纲.md create mode 100644 Philosophy/国家机器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md create mode 100644 Philosophy/论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md diff --git a/Philosophy/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提纲.md b/Philosophy/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提纲.md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117212a --- /dev/null +++ b/Philosophy/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提纲.md @@ -0,0 +1,11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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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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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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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现实的、具体的，而非虚拟的、抽象的人的社会活动出发去研究人类社会的。这样的人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其从事的社会活动和感性的经验活动以及物质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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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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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身并不是抽象的、机械僵死事件的汇集，也不是一个超验的、结构决定的"无主体的过程"，更不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作为阶级主体的人的能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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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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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从没有独立的外观，它和它的产物没有作为独立的、绝对的抽象主体的自我的历史和发展。它是随着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的过程中发展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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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不是没有历史，反而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其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其发展就是人们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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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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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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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观能动性从来都不是抽象的、随心所欲的能动性，而是阶级的能动性。是受阶级、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关系所制约着的历史的能动性。但同时（也只有）这样能动性的革命的实践具有改造这样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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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革命的实践自然包含对物质生产的革命，因为物质生产本身也是社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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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地，对物质生产的革命本身也是对社会存在（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性改造。这个过程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甚至暴力革命来完成。这个改造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人的解放——不是思想和单纯物理意义上的人身自由的解放，而是在经济的政治的关系中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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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哲学和理论基础。因为旧社会本身并不会随着旧的国家机器的打碎而完全消失，旧的阶级也不会因为政治上被推翻、经济上被消灭而彻底消失，它一定会寻找代理，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对新生政权进行猖狂的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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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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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这一相对独立性的立脚点就是阶级斗争。它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的斗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两个物质领域的斗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和补充。且这一斗争具有长期性，有时甚至还会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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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阶级斗争决定了意识形态，而不是意识形态决定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它的产物是为具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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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过度地强调这样的独立性，而脱离了具体的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那么就必然会滑向"观念决定论"的唯心史观，或是"结构决定论"的"隐蔽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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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任何历史阶段上，都必须把意识形态问题置于具体的阶级关系与社会实践之中去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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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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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但其本质是社会性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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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自然性表现在，作为生物体生活在物质世界中，在生理上受自然环境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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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社会性之所以处在本质地位，是因为其思想、意识、行为无不受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所影响和制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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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在于，人的物质生产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就是在与自然互动中改造着自然，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在改造着自己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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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塑造着人，而人也在改造着环境。这一环境既是自然环境也是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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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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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工人阶级也只能自发地产生工联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却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改良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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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能通过从外部灌输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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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不仅仅因为他们的斗争实践，而且因为融工的知识分子的外部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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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自觉性），就是来源于他们作为革命阶级主体的能动性（自发的政治或经济的斗争实践），以及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灌输，而不是先验的或结构的偶然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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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因此这一灌输必然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教育和政治鼓动，而不是先锋队至上的官僚主义式的包办代替。不是运动群众，而是从融入群众、接受群众再教育，到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运动的完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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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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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副作用，即落后的生产关系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它还同样体现在先进的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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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先进生产关系的基础一定是阶级斗争和人的解放，也就是说是政治挂帅，而不是"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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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先进生产关系的建构与维护一定是群众自觉的参与与斗争，而不是自发的倾向，更而不是官僚的包办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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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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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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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法治、教育、行政、民主等上层建筑都带有着明确阶级性，是为统治阶级而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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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在这里只是作为客体，服务于统治阶级，用于强化其统治和从理论上论证其统治的合法地位，而不是作为主体限制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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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定是进行最后阶级斗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式的一次性完全消灭专政机器）和逐步限制直至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战场，而不是其他的。这过程中随着政治挂帅和群众自觉参与的建设与斗争，会带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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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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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机械唯物主义式的、一劳永逸的革命，革命是个长期的过程，是时刻伴随着两条路线、两种阶级立场、两条道路的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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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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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仅仅是简单的暴力夺权（当然，革命必须采取这种方式），而且是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人的意识（这其中主要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完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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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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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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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帝国主义经济殖民性质的全球化，使得全世界都陷入了更深入的分工体系之中。这就意味着，无产者不是单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全球的资产阶级集团的，他们没有祖国，他们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利益上是全球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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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资本的扩张和全球化，资本间霸权的利益冲突形成了：第一世界争夺霸权的矛盾，第一、第二世界瓜分殖民地的矛盾，第三世界反抗第一、第二世界殖民、侵略和剥削的全球阶级斗争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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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世界的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世界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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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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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充满着偶然性的，但是偶然性的集合又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性的趋势。这就像是混乱系统有其熵增的规律一样，历史的必然性就存在于偶然性之中，是通过偶然性表现的。同时偶然的东西又是必然的，偶然的东西的量的积累就会导致必然的质的变化，同时又开启新的偶然的量的积累。历史不是线性的、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的、螺旋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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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偶然性的过分夸大，而否定了其必然性，是必然会导向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甚至历史虚无主义那里去的；而对必然性的过分夸大则会导致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和线性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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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规律不在于机械决定，而是统一于偶然的必然和必然的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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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创造历史的不是某个抽象的幻想的"主体"或规律，更不是某个"英雄式"的人物，而正是现实的、阶级的、社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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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来都是可知的，不会终结的，只要人还在，他们就能够通过自己的现实的、阶级的能动性和物质生产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伟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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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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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不单单是揭示人的本质、历史发展规律的解释世界工具，而且是揭露人作为阶级主体的能动性、革命的必然性和历史的方向性的，为无产阶级的斗争（与自然的斗争和与社会的斗争）服务的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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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器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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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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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恩格斯说："国家决不是什么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缓和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一版，第189页）。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及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它不是一种出于"全民利益"的抽象中立力量，而是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背景下，为保障少数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而产生的暴力工具。因此，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是"民族的共同体"或"社会契约"的体现，而是根植于特定生产关系和阶级统治的产物，是用以维持阶级压迫秩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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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根植于生产关系和阶级统治而存在的暴力机器。正是基于这种阶级性，国家所依赖的核心手段不是民主协商，而是强制与暴力。这种暴力不仅表现为法律与制度的权威性，更集中体现在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作为行使并且表现为"维护秩序"权力的暴力机关——常备军、警察、秘密警察、监狱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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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又是什么使得这样的力量得以凌驾于社会之上呢？上面说了，国家它是在社会中产生的。人类社会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生产的关系都是根植于人的社会活动，而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暴力机器，就在于它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它的根源是：社会已经分裂为对立的阶级，这种对立已经不能靠"习惯法"或公共协商调解，必须借助一种有组织的、系统的、排他性的暴力来"维护秩序"。国家虽然"产生于社会"，但并不是社会中所有成员意志的总和，而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不再等同于人民自发组织，而是独立于人民群众、自我运行、拥有专属暴力权的统治机关。就比如前文中提到的公检法税机关，它们不以服务人民为目的，而是以镇压"秩序破坏者"为名，捍卫统治秩序为实。正因如此，它不可避免地走向对社会的异化和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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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力量则主要表现为，（一）武装的独立化和常态化，统治阶级无法亲自每天组织军队、抓人、关人，所以必须组织起专门的镇压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这些机关不能接受普通社会成员的干涉或监督；（二）财政独立性，国家机器通过税收、国债、财政预算等形式，获得大量独立于群众控制的资源，使其能够运行并强化自我复制。因此列宁说："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为了维持特殊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一版，第12页）；（三）合法的垄断权，国家垄断"合法暴力权"，规定何种行动是"犯罪"，何种思想是"颠覆"，从而以法的名义打击犯罪、维持社会秩序和压制被统治阶级反抗；（四）意识形态支配，国家不只依靠暴力维持统治，更借助教育、宗教、媒体、文化等手段灌输"国家高于社会"的观念，使被统治者认同自己的被统治地位，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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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意识形态的统治，是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用以维护自己统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灌输和斗争手段。它并不能独立于暴力国家机器之外进行运作。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45页）这就是说，意识形态不能离开现实的人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生产关系；而意识形态的作用始终不能够离开具体的人。特别是作为统治阶级，他们向社会灌输的利于他们统治的意识形态，绝不能离开暴力国家机器的宣传和确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因此，就不会存在什么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结构的、独立的运作，去塑造人，去进行什么阶级再生产。在阶级社会，人是阶级的，阶级是在生产中划分的，只有劳动力能够被再生产。国家之所以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社会之上，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神秘或全能，而是因为统治阶级作为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能够通过国家机器选择性地推广某些观念、排除其他意识，从而将自身利益普遍化为"国家利益""普世价值""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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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家同社会的异化也就会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和对民众自治的否定（至少是间接的否定）。一方面，国家掌握的军队、法院、立法权、税收等公共权力，表面为"全民服务"，实际上被垄断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这点在官僚资产阶级或者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最为明显，政府企业的家族化、裙带化，公检法系统的"行会化"；另一方面，国家阻断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组织能力，打压工会、农会、革命组织，拒绝任何能挑战其暴力权威的民主机制。甚至在部分国家，群众无游行示威和结社的自由，工会只不过是摆设，沦为官僚体系或资产阶级利益的附庸，根本无法代表劳动者利益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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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说，国家机器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从社会内部产生却又凌驾于社会之上，以暴力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为核心手段辅以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统治，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压制被统治阶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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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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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从来不是单向决定论式的机械关系，而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然而一部分修正主义者只记得了前半句，从而陷入到了"唯生产力论"里边去；而另一部分则只记得后半句，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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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生产力论"者将社会发展归结为生产力自身的演进，进而否认国家、法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历史作用。他们将国家理解为"中立的调节机制"，而非阶级统治的机器；将法律理解为"社会契约"，而非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更有甚者，认为意识形态可以独立于物质关系而"自我进化"，从而脱离了社会实践和阶级斗争。这种观点实际上割裂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统一面，否定了上层建筑作为阶级统治机制的反作用能力，沦为一种脱离现实斗争的技术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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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机械决定论者，他们在否定"经济决定论"的旗号下，把上层建筑神秘化，甚至赋予意识形态以超历史的"塑造力"。诸如"话语决定现实"、"文化决定社会结构"等观点，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变种。他们将"上层建筑"视作一个可以脱离物质关系、脱离阶级实践独立运转的结构，完全抹杀了阶级性与社会基础，变成了"结构生产人""文本构建实践"的观念泡影。这种倾向在当代"左翼自由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尤为常见，其本质是将现实斗争抽象为概念操演，将革命实践消解于学院语言之中，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历史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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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强调的是：上层建筑具有现实的、深刻的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并不是否定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反是补充，是承认上层建筑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而这一独立性的基础和落脚点就是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其反作用是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的，是通过国家机器及其运行机制完成的。正如前文所述，国家虽然是在社会内部产生的，但由于它的产生正是源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因而它从一开始就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形式出现，并以专门的暴力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为基础，辅以财政手段、法律体系和意识形态统治，构成了系统性的阶级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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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它确实没有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8页）这就是说，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独立的外观、历史和发展，它的历史就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历史，它的发展就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意识形态是现实阶级的世界观，而它的斗争也就是现实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精神领域的反应和补充。意识形态的斗争始终不能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而每个阶级内部的个体又有一定的思维和精神，外加国家机器的宣传灌输。也就产生了不同阶级个体之间某些意识形态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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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层建筑到底是怎样进行反作用的呢？我们说，答案就在于武装和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平衡。统治阶级通过掌握常备武装进行统治，从而获得比被统治阶级远远强大的力量。在现实的统治和意识形态灌输下确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统治地位，从而使民众产生政府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认识，从而压制反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群众的"需求"，巩固生产关系，维持统治秩序——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本质就是阶级统治。因此，不与先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的需求下，会压制经济基础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则可以通过统治阶级的能动活动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进而带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因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否阻碍或促进社会发展，取决于其代表的阶级是否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只有革命阶级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将这一反作用从压迫工具转变为解放工具，从而实现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真正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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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革命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只有通过暴力的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完成生产关系改造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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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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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二月份，抖音、b站上掀起了关于历史问题讨论的热潮。特别是关于明清历史的讨论空前激烈。群众能如此地关心历史，关心政治，关心来时路，这不免令人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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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博主吃瓜蒙主为代表的，一部分所谓"互联网嘴替"在这场大讨论中所使用的方法论和所表现出来的阶级立场确实令人大失所望的。甚至分出所谓"1644史观"和"1840史观"的对立，这实在是害人不浅。考虑到其言论影响过于巨大（从封禁前100余万粉丝，到之后言论以切片形式传播，粉丝却涨到了500余万并还在持续上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这样误导群众，挑起民族对立，并在实质上分化了如今阶级斗争阶段下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唯心史观错误言论展开坚决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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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1644史观"和"1840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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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无疑是两个熟悉的年份。前者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崇祯帝吊死在煤山上，明王朝灭亡的年份；后者则是被官方定义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即第一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撬开中国国门，武装侵略中国，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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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出这两个年份史观的对立，无疑是在说明一件事——中国的近代史的开端不是1840，而是满清入关的1644，中国落后的一切原因都是满清这一少数民族政权。这也就是说，这两种史观的对立，完全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的大汉族本体论之下，汉民族政权的灭亡就是中国亡了这一民族主义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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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满清入关前的游牧-类奴隶制生产方式，在入关初期确实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屠杀事件。并通过剃发易服，文字狱等毁坏了不少文化传承。然而这不是因为满民族，相反，满清入关后迅速完成了汉化，并且在政权法理上宣称是继承自明王朝的正统。尽管带有奴隶制和种族主义色彩，但满清政权整体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完全封建主义的。之所以划分出所谓满城和满八旗，汉八旗，为的其实是维护作为统治阶级来说数量上却极少的满民族贵族和皇族在封建社会上的统治。它只不过是欧洲封建时期血统论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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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政权当然不止压迫汉民族，其余少数民族，同时也包括满族的一般人民也是满清统治阶级专政的对象。这才是满清统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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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问题不是1644还是1840的年份谁的判断正确，这样子的划分实际上是以有影响力皇帝、官员的决策与功过来简单描绘历史的进程、王朝的兴衰，却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状态、思想意识，一笔带过，看似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上却忽略了人民的诉求与反抗——这一历史治乱兴衰的真正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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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察一个历史时期，必定要从这个历史时期内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入手，即从生产关系入手。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其生产关系始终是以土地私有制与土地分封制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区别于欧洲农庄和封君封臣式的封建制——问题不是哪种表现形式，而是第一看土地是否私有并由私有者控制整个社会，第二看经济模式是否还是以小生产为根本的小农经济即自然经济并由此产生土地兼并——中国的封建制主要特征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与地方豪强士绅即地主阶级及其附庸把握了地方行政和经济权。正因如此，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以来都没有摆脱王朝更迭的历史周期律，就在于农民在土地兼并和逐渐严苛的经济压力下被迫起义，推翻现政权后却又必须再次依靠这些豪强士绅（无论是教育还是地方行政经济几乎全部把握在这些地主阶级及其附庸手里），例如汉朝、两晋、隋唐、明朝在开国时就分别遇到非常严重的六国旧贵族和新晋士绅如何处置的问题，世家大族问题，地方士绅的问题，甚至两宋直接宣称自己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因此王朝的更迭，只不过是进行再一次的土地重新分配，而由于农民的起义从未推翻过封建统治的基础——即地主阶级及其附庸豪强士绅（顶多就是更换一批），最终土地依旧会再次聚集到这些人手里。在明朝，小农经济及其伴随的意识形态将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化，由于其藩王政策，到明朝末年，即使丰产，却出现丰产不丰收的问题，就是因为朝廷一方面需要进行日常行政支出，另一方面需要供养异常庞大的皇亲藩王体系，而这些藩王则是地方最大的地主。累积下来农民阶级一年劳作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都被抽走。正因如此，李自成的"均田免赋"才会一呼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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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清朝，满清入关带来的不过是地主和豪强士绅更换为了满族贵族。在康熙年间，把北京周围土地都划归给了旗人，也同时让他们服兵役以保障京城安全；至乾隆后期，贵族通过典卖的方式，兼并普通旗人的土地，至嘉庆初年，北京周边已有百分之七十的旗人失去土地。到清末官僚们转嫁战败赔款的负债到地方民众，地方地主和豪绅又再度层层加码，百姓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生存边缘。如此，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便爆发了。至太平天国攻入南京，贵族们携带其家眷、金银提前逃往苏州，丝毫不顾普通旗人；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及文武大臣逃离北京南下，却纵容联军在北京进行烧杀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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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封建王朝始终是维护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的，它丝毫不会在乎被剥削阶级是哪个民族。群众的革命起义也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而不会管统治者是否是相同民族。因此，恩格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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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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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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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问题澄清之后，我们再来看1644和1840这两个年份史观，其真实面貌也就展露无余了。之前说到要从群众的生产生活入手，那么很明显地，之所以把1840年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更为合理，就在于从此开始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关系由单一的封建制变为了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人民群众既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同时也被帝国主义列强剥削压迫。而1644则是毫无根据的，因为1644前后中国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并未产生实质的根本性变化。鼓吹1644分界线，实质上是否认明朝因内部阶级矛盾激化而亡的必然性，转而将其歪曲为中国沦为满清"殖民地"。这是完全民族主义的唯心史观！一旦确立了这样的史观，就等于彻底否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矛盾的合法性，而建构了反满反清的民族矛盾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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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西方伪史论的合流及《红楼梦》的解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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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3年开始渐有苗头，而如今泛滥的"西方伪史论"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讨论和舆论的进一步发展下已有逐步合流的姿态。甚至说，很多1644史观的拥护者，它们论证的基础恰恰就是来自于西方伪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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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不否认历史记载的伪造的可能。因为文字记载的历史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政治性。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讨论的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历史书，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这个概念必须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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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伪史论它之所以带有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就在于，它已经脱离了揪出文本叙述历史的虚假性，寻求历史真相的方向，而完全否定西方的历史，却转而建构起中华民族的绝对先进性和伟大性。我们当然为中国和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处于领先地位而感到自豪，但这并不代表着要否定或贬低其余民族的发展。西方伪史论者们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不会与现有生产关系产生冲突，因而可以完全"拿来主义"的盗取过来为自己所用。这种完全去历史化、去阶级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片面强调民族优越性、否定客观历史进程，必然会服务于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并最终导向一个可怕的道路——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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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然而其能不能推广至整个社会的生产，并不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技术是否产生和先进与否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先进与否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因此，哪怕中国古代已经出现了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和一定的生产工具和科学的发展，却被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八股取士，重农抑商，"奇技淫巧"论给限制了。清朝对这些发展的破坏，并不是满民族本身的问题，而在于恰恰证明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不是由系统的独立运作完成的，而是靠生产关系人格化的统治阶级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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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没有触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根基，南明政权的统治者在国难关头却也执着于维护个人利益的党争。我想，任何一个哪怕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没有满清入关，在这样有严重局限性的王朝更迭可以巩固资本主义的萌芽，乃至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相反，在这样压制下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必然经过一个缓慢且艰难的积累过程（哪怕没有满清，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人格化的代理人，李自成的大顺或者其他的什么政权也依旧会做这件事）。在这个过程中，封建的中国也必然会与已经处于殖民扩张的西方帝国主义产生冲突（西方伪史论者宣称满清联合西方"盗取《永乐大典》的科学技术"时却往往忘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在十六十七世纪，其中荷兰发生在1566-1609，英国发生在1640-1688年，而这个时间中国却依然还处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主义的农民朴素的起义斗争阶段），统治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依旧不是由某个民族的民族性决定的——两宋的统治阶级已经证明了这点——那么屈辱的近代史的发生，我看还是有可能。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历史只是恰好在那个时间点选择了满清贵族作为地主阶级的现实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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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仅仅西方的历史有可以伪造的部分，中国的历史同样也有伪造和虚构的部分，他们把五帝三皇的政权更迭和政治斗争说的是如此的高尚和文明，把统治阶级的诞生说得是那样的神乎其神，把奴隶制的坚决拥护者，开历史倒车的孔老二说得是那般的神圣，却把群众因生存而被迫反抗说的是那样的丑恶。但这就代表我们不要去阅读，不要去研究，不要去探究历史的真相，而是否定整个历史本身吗？不，恰恰相反，毛主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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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 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当作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折它，批判它。把被颤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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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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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再来看关于《红楼梦》解读的讨论。索隐派"悼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解读早已有之，然而比起明清对立，我们更应当把这句话当作互文来理解，即"悼明清之亡，揭明清之失"，即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明清两个朝代的兴亡得失。毛主席说"《红楼梦》不仅要当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不读红楼，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所说的就是这一回事。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具体状况，完整展现了封建社会下官僚士大夫阶级的生活状况，严格的封建等级和礼教制度以及其必然崩溃的现实。文学艺术从来都不是观念的自我表达，恰恰相反，它一定表现着某种意识形态，某种阶级斗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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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错误思想产生、拥护者众多的原因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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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唯心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出发点都是民族主义，目的都是分化群众。正如马克思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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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本质上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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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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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很明确，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和由其深化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具体就表现为精英史观。这些错误论调的拥护者完全把历史的进程看成是某个统治者的决策或者王朝的更迭兴衰，忽略明清真正的统治危机和人民群众对剥削压迫的革命的反抗才是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的史实。同时用民族主义建构起汉族的神话，挑起民族对立，转移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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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对这些论调之所以接受度那么高，就在于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确落后于西方，近代的屈辱史使得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天然高涨。同时他们所接触到的历史教育，虽然打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却完全聚焦于上层建筑的某个皇帝、朝代的具体政策，而尽管提到却用一两句话带过使得实质上忽略了经济基础的底层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和对生产关系的关注。这使得这样的历史教育天然倾向于构建精英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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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中日关系明显紧张，台湾问题日益焦灼的国际背景和国内阶级斗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挑起如此的民族对立，其目的自然不言而喻——防止无产阶级借国际斗争联合起来，转国际斗争为国内阶级斗争。因此他们通过这些问题进行矛盾转嫁和引起群众的内部分化，最终完成的必然是维护现有统治和逐渐的法西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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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分析历史呢？答案是紧紧扣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和历史乃至意识的一切都来源于人的生产形式、交往形式及其社会实践这几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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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一切的出发点就在于人这一物质实体的生产和交往，即其社会实践。历史唯物主义是首先承认作为具体的，物质存在的人才是历史的主体，而不是想象中被赋予"神性""神权"或者其他什么抽象特质的抽象人。这也就是说，要正确的理解人，必须放到它的生产和交往环境中去理解，人的一切特质都来源于它所处的一切生产和交往形式，即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一过程中，占根本的是人的生产，人在生产中摆脱了作为动物的自然的天性，也摆脱了单纯的动物的交往形式，而根据生产的实际情况结成了具体的交往形式，语言、意识、文化等等也因此应运而生。人作为人，是首先从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间接地生产自己的生活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环境塑造人，而后环境由人来改变，这一过程中人也改变着自己。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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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物质生产构建了整个人类社会，而生产又具体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之所以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单向的机械地决定，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就在于这个反作用表示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和在特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但归根到底还是被生产力所决定的。并且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不一定非得是阻碍，先进的生产关系掌握在先进阶级的手里的时候，它的反作用就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不是物，不是技术，而是技术和生产工具的使用者即劳动者即人。先进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解放人，把人从自然经济，从剩余价值剥削即资本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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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于如原始社会生产力如此低下，就决定了它需要大规模的协作劳动即原始共产主义。当生产力发展到简单生产工具的出现，即出现剩余产品和脑体分工导致私有制出现的时候，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也就应运而生了。手工业和大工业集中劳动和组织的需要，外加脑体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也就出现了。而随着大工业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整个社会无政府的生产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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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是单纯的二元对立的，而恰恰是矛盾运动。他们的矛盾在生产力占主要时会要求并最终推动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占主要时若符合生产力的性质或者说与生产力发展方向相符合时便是非对抗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违背时便成为了桎梏和束缚从而变为对抗性的，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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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对抗在社会上就具体地表现为阶级的对抗。因为一当生产关系和配套的上层建筑形成的时候，他们绝不能自我运作，意识形态也好，上层建筑也好终究都需要一个执行者和载体。封建地主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体现，资本家是资本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体现。一当生产关系成为腐朽落后的桎梏时，人格化的生产关系就必然以其在统治地位的暴力来维护现有生产秩序和他们增值和发展的利益。这就是暴力作为国家机器上层建筑运作的根本的体现。因此国家不是什么社会契约或全体人民利益的共同体，相反，它是阶级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下，承认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的两面，占矛盾主要即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以暴力手段从社会中产生的却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的法律，制度等等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现有生产秩序和生产关系，即维护在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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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植于阶级关系即生产关系的社会存在，又决定着社会意识。从封建社会中脱胎的三纲五常，君权神圣的意识形态和从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商品拜物教、消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又反过来加强了各自社会存在下的生产关系。这个意识也因为它的阶级性而进一步得到统治阶级以暴力机器为根本推动的推广和加强。因此，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社会意识一旦从社会中产生，它便不只根植于产生和决定它的社会存在，而是成为了被这样社会意识影响着的人们的意识反映，这样的意识反映必然通过人的实践来寻找承载的载体而表现出来，因此文化文学艺术并不是人的意识、个人经验与情感的任意的单纯的表达，而恰恰是人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实践产物。因此，社会意识并不会随着产生并决定它的社会存在的兴亡而兴亡，相反，残留的旧的腐朽的社会意识还可以成为复活旧有社会存在的思想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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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具体过程。而反作用的根本就是统治阶级统治所以来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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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过程，只有在这条路上去分析历史，研究历史，才不会被历史文本本身的主观性和政治性骗，和上这些"知识分子""互联网嘴替"的当。也只有掌握了这个分析方法，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需要革命，为什么革命必须夺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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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已经证明，一切剥削制度的灭亡都是历史的必然。今天，我们必须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应用于对当代社会结构、国际矛盾和阶级压迫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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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绝不是沉溺于民族主义的内耗，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雾，在实践中继续推进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解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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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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