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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他的反对者们也不得不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 列宁
到底是通俗哲学还是繁琐哲学？要清晰易懂的语言还是不明所以的名词堆砌？这是如今任何一个想要宣传或是阐述自己的学说和观点的人所不能绕开的话题。
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宣称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那么他要么是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要么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傻子。
而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是以通俗的，清晰易懂的语言来阐述他们的观点和主张，那么他就绝对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现在有些理论专家们，宣称为了反对“苏马”（即使这是他们硬造出来的词）的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我们暂且不讨论是不是），竟然又从贝克莱那里拾起了“抽象的符号”，从斯特劳斯那里抓来了“结构的相对自主性”；又从黑格尔那里借来了绝对精神的自我运作，从康德那里搬来了实在论和不可知论……
他们宣称，为了在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和机械唯物主义那里保卫马克思，就必须回到黑格尔；他们宣称反对“苏马”的权威，却转头建立了自己的权威；他们解构了一切宏大叙事，却又建构了关于自我的，个人的不可超越的宏大叙事。
现在看来，这些理论专家们与波格丹诺夫，马赫这些人其实并无两样——一次次地宣称唯物主义已经被驳倒，却又一千次一万次地来驳倒唯物主义和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甚至是制造马克思自己青年和晚年的对立！
与其说他们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如说他们反对的是自己不是剥削者和统治者，并在此基础上批判资本的不公——看吧，他们有哪个走出了书斋，走向了群众和群众斗争了呢？他们有哪个不是在最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尽管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又转头放弃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宣称自己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而批判起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和过时了呢？
为此，为了彰显他们的觉醒和与众不同，一切繁琐哲学都被他们所吸收，用极其晦涩的名词来掩盖他们在政治上的实际软弱，和对斗争的害怕。
因此，我们反对繁琐哲学并不是在说反对理论本身的严谨性和深刻性，我们反对的是脱离实践的、晦涩术语堆砌的、纯粹概念空转的、表象换一套面目重新回来解释表象的、沉溺于解释世界而非改造世界的繁琐哲学，这就是它的画像。
真正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学习和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定地回应说——一切繁琐哲学都是要灭亡的！
首先，就认识和意识的物质性，即物质第一性的问题上，这些理论专家们最喜欢玩弄的一套时髦把戏，就是把认识的来源——实践，置于一种崇高的位置上。他们认为，物质的反映论——即物质是一种描述不以人的意识所转移的客观实在的范畴，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观点——是一种实在论。他们认为承认物质的先在性，就回到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他们认为这样就把物质当成了一种被动反映的客体了，而不是把事物看成是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来看待。
我们先不谈论他们如此喜欢卖弄的主客体关系的问题，而是来看他们这种观点的源头到底来自于哪。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里说：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很显然的，他们的理论源头之一，就是这里，并且也经常性地使用这段话为他们的“实践第一性”加以辩护。然而，让我们来看看这里马克思究竟在说什么：第一，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把对象和感性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来理解；第二，能动的感性方面被唯心主义发展了；第三，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
这也就是说，在费尔巴哈那里并不认为感性、现实是能动反映的，而是直观的（即静止的、被动的、旁观式的）；其次，人的活动并不是对象性的活动，而是直观的活动；第三、唯心主义把主观的层面发扬了，但是提高到了绝对的高度。
那么重点是什么呢？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实践批判的；对象、现实不只是直观的。那么什么是对象性的呢？面向对象并作用于对象的活动。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是什么是对象。
两个很简单的例子，种麦子是一个对象性的感性活动。首先，我是对麦子进行活动的，而且我的劳动作用于麦子，在田里播撒麦种，施肥，割麦子——毫无疑问地，在这之前我得先有麦种和土地供我耕种。而这为的是使其能够生长最后收割做成食物。我和朋友聊天，为了有这么个聊天对象，我得先有个朋友，然后才能跟他进行聊天。所以对象一定是一个先于我的活动之前就客观存在的，现实的、感性的（或者说可感的）物质实在。但是，这样的实在只是止步于感性和直观吗？很显然不是的，因为这样的对象性活动，是具有反馈和反作用的。就如上面的麦子的例子，我进行这个活动是为了制作食物，或填饱肚子，或作为商品出售；我与朋友聊天，无论其过程和结果是否有效，这些事本身就作为交往塑造着我的认识（即获得一定的感性经验）：麦子的生长情况会告诉我施肥是否得当，朋友的反应会让我调整谈话方式。因此，对象性的活动就是与现实的、感性的客观实在进行的有能动反作用的实践活动，而不是简单、静止的抽象行为的概括或描述。
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也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指《提纲》第一条）并不是在说世界到底是什么，而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他批判的是费尔巴哈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纯粹感性直观的（这就是“只是当作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真正含义），而唯心主义把能动的反作用即对主体的制约和反馈给发展了。为此，革命的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发展了的唯物主义）是在承认世界本身的客观实在性（即物质性）的前提下，把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看作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来理解，并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的出发点。
而理论专家们却把这样能动的反映论给庸俗化了，把对象性单独拿出来，却忽略了对象性本身却又是物质性的。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马克思在哪里说了自己是唯物主义，可是从上述的澄清来看，马克思的理论哪里不透着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呢？
那么在马克思这里，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主客体之间的桥梁。讲得更清晰一点，就是，实践活动是人与物质世界的互动，是人的认识的根本来源，检验理论的方式（还不是标准，标准是社会的实践）以及改造世界和改造自我的活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到了这一步，一部分所谓“实践本体论”者也就不再坚持他们的观点了（因为一旦这么做，就必然滑向存在即被感知（或实践）的贝克莱主义，而这已经被列宁所驳倒了，我们没必要再重复）。但是还有些冥顽不灵的理论专家们会说：“确实，我们承认物质的先在性，可是另一方面，先在性不等于第一性，因此也不能说就是物质本体论了，就像社会、人归根到底是历史的社会的。”
好吧，好吧，我们这群专家们确实是喜欢玩弄这样的概念游戏，我们甚至能够预见这之后大量展开主客体关系的论述以及范畴论的内容，并口口声声说这其实跟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这实际上还是没有超脱贝克莱主义的范围，因为他们这样的论断就等于在说，社会、历史是完全区隔于物质世界的，就等于在说，在物质和精神之中有超脱这两个事物的第三者的存在。即，这是一种二元论。但正如哲学史所证明的，这种道路在逻辑上无法贯通，在实践上必然倒向唯心主义。
我们说社会归根到底是由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实践活动创造的，既然实践本身是对象性的即物质性的，那么为什么由物质性的东西创造出来的却又不是物质性的呢？就连精神归根到底都是运动的物质的一种高级形式——这一点就已经被神经科学所实证（虽然哲学高于实证科学，但是如果连实证科学都解释不了，那这样的概念空转的哲学又有什么讨论下去的意义呢？）。任何时候，社会和历史都不过是运动的物质和物质关系的总和（至于其具体形态，这是社会学的范畴）。如果说，承认物质的先在却又不承认物质的第一性，不承认人、社会、历史本身也是物质的，而转过头来说我们承认人是物质的论断是在谈论抽象人，这其实就是在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和诡辩——因为他们谈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变成了脱离物质存在的无根之木，高悬在空中，那么这才是打着现实的外表在谈论抽象人——这世界上不会有时刻处于宏观量子叠加态甚至不被观测所干扰的存在。
既然你要承认物质的先在，却又认为社会性和历史性不是物质性的，那你就必须回答作为物质生产方式的社会存在为什么不是物质的。社会和历史何以产生？何以存在？何以变化？如若回答不了，那这样抽象的社会和历史难道不是唯心主义的？那么物质的先在又先在在哪里呢？如果可以回答，那么你就不得不承认社会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的高度组织化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和关系的总和，而这样现实的人，首先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有血有肉的自然存在物。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有血有肉的自然存在物，就连在外形和基因上都与人类高度相似的猩猩和猴子不是人呢？
“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德意志意识形态》）”
所以人拥有自然的肉体、需要和本能，需要依赖外部的自然对象来满足自身，没有一个外部的、客观的对象，没有土地、空气、食物这些物质对象，人的生命就无法延续，因此当我们谈论“人”时，必须先承认这个坚实的、物质性的基础。但人之所以为人，而与一般的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他们进行了对象性的生产自己生活的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不再仅仅像动物那样“取用”自然，而是通过工具和劳动，按照自己的目的改变自然物的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肉体器官（如四肢分化为双手双脚）、思维能力、语言和协作需求被同步塑造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进行生产，人们必须结成一定的联系和关系。最初的分工、协作、交换，都是直接原物物质生产需要的、可观察的、经验的事实，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关系。
这样各式各样不同的关系，又反过来决定了（人是被教育的，但教育者本身也是受教育的）人的思维、意识、行为处事和性格，即一个人的所有特质。一个人出生时，面对的是一个既定的，不由他选择的社会关系网络（阶级、家庭、制度、文化）。这些社会关系通过语言、习俗、教育、法律——人的实践这种具体可感的方式，塑造着他自己。
因此社会归根到底是在物质生产中，物质运动和物质关系的组织化的高级形式，历史则是社会这种物质和物质关系的运动过程本身（这里说的历史性自然说的是社会历史，而不是宇宙史，宇宙史就是宇宙中一切物质的运动本身）。这就意味着，社会的运动包含并依赖于低级运动形式（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运动，即自然运动，社会活动本身也需要物理空间和能量），但又有其独特的规律。
此时，作为普遍性的自然性或者说一般的物质性就已经不足以说明人这一特殊的物质存在了。自然界的普遍的规律（进化论、基因决定论）也已经不足以解释社会本身的变化和变革。就如有机物虽然也是化学物质，并由无机元素组成，其性质和结构却不能完全用无机化学来解释，即无机元素的性质已经不能完全解释有机物的特殊性。但跟你不能说有机化学否定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不是化学一样，你不能说人和社会的特殊性否定了物质第一性的普遍性。人的本质虽然不是自然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即塑造它特质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有社会关系有机的统一，其中占主要的是社会生产关系。但同时，这也不是说确立了人本质的社会性就说明人不是物质存在，就脱离了物质第一性了。人，首先是一种物质存在，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及由其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才得以可能。
因此，社会性和历史性归根到底又是物质性的，那么就必须承认世界统一于物质。而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这就是物质第一性。
一句话，存在不可能既存在又不存在。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关于“本体论”的问题。这种学说是想探求存在的性质的问题。本体论者认为，在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具体事物背后，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作为其本质的“存在本身”或“实体”。他们的问题是：“存在是什么？” 但他们追问的方式，却是将“存在”从其具体的存在方式、关系和实践活动中剥离出来，试图寻找一个纯粹的、孤立的“存在性质”，即一种抽象的存在。他们犯了个严重的错误，脱离存在本身去谈论存在的性质。
因此“本体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学说。本体论者把本体论和认识论对立起来，因此他们脱离存在本身去探求存在的性质，却又想以此来解释存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就好比我们知道眼前有一棵树，但树之所以为树的‘树性’是什么？他们想知道。经过探求和思索，然后他们得出结论：“树性”不是树的根、干、枝、叶（物质），而是一种我们与之发生关系（如观赏、砍伐、研究）时的现象，也就是说人的观察本身赋予了树以树性。这正是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翻版——物自体（树的物质存在）不可知，而我们所知的“树性”只是主观赋予的——因此很明显地，这种理论带有很强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影子。
而现代的本体论者，特别是反对物质第一性的“实践本体论”的理论专家们则在这个问题上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又再把本体论和认识论混淆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即他们对马克思歪曲和坚持传统这种方法论的必然结果。
第一，他们一直在追问存在的本质是什么，也就是存在为什么得以存在；第二，他们在得知马克思把实践当作认识的源泉的基本理论之后便终于找到了这种疑问的答案：既然物质的存在是个需要质疑为什么的命题，要接着追问它为什么能够存在或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也就是说物质的存在本身不可知，而人却是通过实践获得关于物质本身的映像和物质的性质的，那么存在的本质不就是实践吗——是的，他们就是这样得出了这个结论！
我们再把这个过程理得顺一些。他们在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康德的物自体（物质存在）不可知，人们所知的现象世界是由人的先天认识形式（时空、范畴）构造的。这就在物质存在和现象（为我们所知的存在）之间划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不满意康德的二元论，想要找到继续追问存在之所以存在，但又无法接受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于是，他们找到了“实践”这个范畴，试图用它来填平这道鸿沟。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接触“存在”，那么“存在”的意义和性质就是由实践赋予的。
可是，这归根到底其实还是在说，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啊。这归根到底是在说，主观世界是怎样通过对象性即物质性的实践活动而从客观世界中建立起来的啊！它从来都没有回答过任何关于存在为什么得以存在即本体论的问题，而一直都是认识论的问题。任何解释主观世界生成问题的理论从来都不是本体论的问题，而是认识论的问题。把存在和思维对立起来的理论专家们把这完完全全混淆了！而这又恰恰是制造这样对立的理论根源所必然导向的结果。
他们害怕一旦承认物质第一性，承认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就会回到费尔巴哈那种“人被动的受制于环境”的旧唯物主义。这种恐惧驱使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避免“客体压倒主体”，他们不惜将主体（实践）抬高到本体的地位。
他们无法理解客观世界（或者说，认为客观世界不可理解），所以就只能寄希望于主观世界，在不知不觉中，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对立的鸿沟不可避免地以主观世界为主了——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理解的——因此，他们也就可以直接把主观世界的生成原因套用在客观世界之上了。
马克思主义通过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成功全面贯彻了唯物主义，而这种时髦不可知论的追问却只能导致这样全面贯彻唯心主义的结果。
因此，马克思主义超越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把物质第一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看待世界的最基本观点。并不再使用“本体论”这个术语。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运动本身又是矛盾。在马克思主义这里，不需要追问存在为什么得以存在，不需要去寻找那种抽象的存在（即不存在的“存在”），而是在承认世界的客观实在的基础上研究人类与世界的能动辩证关系。而存在的性质，或者说物质的性质，本身就来源于物质的存在——即其内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个我们会在之后的章节中详细讨论。
认识论，完全建立在对世界的这一基本认识之上。实践之所以能够获取认识，是因为人通过实践，使得客观世界得以在头脑中产生反映，而这一反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能动的、辩证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回到上面那个树的例子。人们在认识树之前，树已经在那里，甚至即使人类没有接触它，给它下定反映出来的概念之前，它就已经有了根、干、枝、叶。人们通过观赏、砍伐和裁剪的活动，发现了它存在的观赏性、承重性等等。不是人的观赏、砍伐和裁剪活动使得树有了观赏性、承重性，而是树本身的存在，即他的生长，它拥有的根、干、枝、叶的不同形态使得观赏性可以发生。根、干、枝、叶的特殊的物理和化学构成，使得它坚韧而可以承重，以及特殊的树得以制成香料、入药。树的存在本身就内在了树得以被人们发现的性质，人的活动只不过是将这些性质能动地利用和展现出来，仅此而已。
因此，坚持物质的反映论，并不是贬低人的能动性，而是为人的能动性找到了一个坚实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基础。 而“实践本体论”者为了强调能动性，却把能动性的基础（物质世界）给抽空了，结果能动性就变成了一幢没有对象的空中楼阁。
在我们驳倒人为把实践和物质第一性对立起来的“实践本体论”之后，马上就又会有一群理论专家跳出来了。他们说，“不回到黑格尔就不会理解马克思，不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么你的辩证法是庸俗的辩证法。”
然而这与躲在故纸堆里研究哲学和“发展”所谓“后现代”哲学的教授们的行为是一样的，这些专家们如同跟屁虫一样跟在这群教授的背后，口口声声说要赋予“僵死的”理论以“新的活力”。可这样所谓“新的活力”却只不过是把被马恩列斯毛这几大导师所批倒和超越的旧哲学复活。正如普列汉诺夫和波格丹诺夫呼唤回归康德，赫鲁晓夫之流呼唤回到费尔巴哈（尽管他们没有明面上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一样，现代的专家们则呼唤回到黑格尔，回到斯特劳斯那里去。
宣扬这样理论的，实际上并不是把哲学当作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来理解的，而把学术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的那一套带了进来。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这自然是不必多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走一遍马克思批判旧哲学的老路，恰恰相反，马恩列斯毛一生的工作就是为了让后来者可以直接继承他们的科学成果，而不需要再在旧哲学的繁琐的故纸堆里面焦头烂额。
甚至，就拿自然科学来说，难道为了造核聚变引擎，我们还要去先回到蒸汽机的图纸？难道为了研究量子力学还要精通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甚至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到底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怎样的超越吧：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资本论》第二版跋）
这就是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存在着一个神秘的“绝对精神”，世界的辩证发展，不过是这个“绝对精神”自我运动、自我认识的外化过程。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推演。而马克思对他的超越就是把远远高挂在天国的理论拉回了人间。
辩证法的核心就是矛盾的运动。但是，黑格尔的矛盾是抽象的、思辨的概念。他是从“存在”与“无”的矛盾推演出“生成”，“肯定”与“否定”的矛盾推演出“否定之否定”。这是一个纯粹的逻辑进程。他的辩证法，完全被包含在晦涩的，公式化的“正-反-合”的命题推演当中，单单从概念的矛盾出发去进行推论。在黑格尔那里概念自己产生矛盾，自己解决矛盾，自己在更高阶段统一。这个世界里没有具体的事物，只有概念的空转。
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矛盾，则是物质世界中具体的矛盾，数学上的加和减，化学的分解和化合，物理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人类社会中具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的矛盾……我们对于辩证法的使用，并不如黑格尔那般强行套进正反合的逻辑框架里，使得历史和实证成为佐证逻辑的工具。相反，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展示的那样：矛盾分析，始于最具体、最现实的存在——商品、货币、资本、阶级。他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出发，发现商品本身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进一步分析，这一矛盾根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再深入，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在私有制下表现为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最终，这一系列矛盾在资本主义层面汇聚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根本矛盾。这一根本矛盾的运动，决定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利润率下降趋势等一切现象，都是这一根本矛盾在不同层面的展开和表现。而这样的分析最终又服务于改造世界的，改造生产关系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
这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辩证法不是神秘的，也不是把历史和现实套进辩证法的框架，而是在世界的现实的具体的矛盾运动中把握住其在某个发展阶段的辩证规律并以此指导改造世界的革命的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对立统一的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规律的认识才能被确立下来。即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出发点和产生都是矛盾的运动和对抗。
如前文所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矛盾，是物质世界中具体的矛盾，矛盾是具有普遍性的。就如世界统一于物质，运动是普遍的，物质是相互联系、互相作用等等的这些性质，都是普遍的。矛盾的普遍性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是矛盾着的，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万事万物都充满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
除普遍性之外，还有特殊性。事物的特殊性规定了其具体形态和性质。就比如铅笔和笔都统一于笔，他们都有写字或涂画的性质。但是铅笔的特殊性，即区分铅笔和钢笔的性质就是其具体运作的方式。铅笔是碳芯，钢笔是用墨水。但它们的作用都是写字或者涂画。人对于笔这个概念的抽象就是从特殊性出发的。首先人们利用自然物的固有属性——石墨的吸附性，颜色，墨水的颜色——创造出了各种特殊的用于写字和涂画的书写工具，为了方便统一地描述他们的效用，便从各式各样的特殊的书写工具中抽象出来笔这个普遍性的概念。最后从抽象的概念去描述具体事实时，又加上了他们的特殊性，即按用料区分，铅笔、钢笔、毛笔，按功能划分，写字笔、画笔等等。因此，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而存在。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正如没有铅笔、钢笔这些具体的书写工具，“笔”这个抽象概念就成了无源之水。而特殊性既是普遍性的具体表现（它们都是书写工具），又拥有自身独特的规定性。
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使我们可以坚信世界是可知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而承认矛盾的特殊性，则要求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正是因为，普遍性不能完全涵盖特殊性，任何规律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境中，都会有独特的呈现方式。那些沉溺于繁琐哲学的理论家们，恰恰违背了这一原理。他们或是只谈抽象的“人”、“实践”、“存在”，却拒绝分析具体的阶级、具体的生产关系、具体的剥削方式；或是从概念出发推导现实，用“正-反-合”的公式裁剪活生生的历史。这种做法，本质上是用“普遍性”吞噬“特殊性”，用逻辑取代生活，其结果必然是对现实斗争的漠视和对具体矛盾的掩盖。
那么又是什么规定了事物的特殊性呢？从笔的概念来看，答案就是具体事物的本身。如石墨的吸附性，石墨与木柴的结合，笔头的毛细现象和墨水的流动性等等。但是又是什么使得这些事物本身的性质得以成为特殊性呢？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需要先讨论另外两个内容，即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事物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静止不动的。铅笔之所以成为铅笔，不仅仅因为有石墨和木材，更因为石墨与木材之间、石墨与纸张之间、书写与磨损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事物内部的矛盾。
那么什么是同一性？即说明事物为什么在一定阶段内是“它自己”。
第一，矛盾着的双方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石墨需要木材作为支撑，才能被人握持书写；木材需要石墨作为芯，才成其为“铅笔”而非一根木棍。第二，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石墨在纸上书写的过程，就是石墨的“存在”转化为“痕迹”（另一种存在）的过程；书写这一活动转化为铅笔的消耗这一结果。
什么是斗争性？就是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否定。
拿铅笔来说。石墨的本性是“留下痕迹”，而留下痕迹就必须摩擦纸张——摩擦就意味着自身的损耗和消亡。铅笔的存在，恰恰是在书写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否定自己。你每写一个字，它就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从一支完整的笔，变成一支磨秃的、需要削的笔，直至最终无法书写。这种斗争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只要你还用它写字，它就在一刻不停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人也如此。从出生那一刻起，人就开始了走向自己反面的过程——死亡。这不是悲观，而是每一个生命体都逃不脱的物质规律。有生就有死，生本身就包含着死的种子；生的过程，就是与死做斗争的过程。
宇宙也一样。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揭示了热寂的图景——宇宙也在走向自身的消亡。物质运动的形式会转化，能量会耗散，一切有序结构最终都会瓦解。
斗争性之所以是“绝对的”，恰恰是因为它不需要外部条件——只要事物存在，其内部对立面之间的排斥和否定就一刻不会停止。这不是“事物注定要灭亡，因此任何事物都没有意义”的虚无主义的消极宿命论，而是辩证法对事物发展动力的揭示。正是因为事物内部始终存在着否定自身的力量，事物才能运动、变化、发展；正因为有消亡，才有新生；正因为旧的矛盾统一体走向瓦解，新的矛盾统一体才能诞生。
斗争性，就是事物自我否定的内在冲动，是一切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同一即稳定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斗争是绝对的。同一是靠斗争维持的，并且酝酿着新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
而斗争性并不一定都是对抗的，同一就是斗争在非对抗条件下的体现。对抗性矛盾,就是说矛盾双方根本利益不可调和，最终通过一方战胜、消灭或压倒另一方解决。如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就是说矛盾双方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可以通过统一体内部的调整、自我完善解决。如工农矛盾、人民内部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对抗性和非对抗性，是斗争性的不同形式。
具体地说：任何统一体（比如一个阶级联盟、一个生产组织、甚至一支铅笔的内部结构）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不是因为它内部没有矛盾，而是因为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在特定阶段达到了某种平衡，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暂时能够“压住”次要方面。这种平衡是靠斗争维持的——如果一方放弃斗争，平衡就会被另一方打破。在统一体内部，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本身就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着张力。在资本主义上升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之所以以“劳资合作”这种表面上的“非对抗性”来维持（哪怕是暂时的），恰恰是因为工人斗争迫使资本家做出让步，同时资本家又通过让步和制造分化来消解工人的斗争意志，瓦解工人的组织和力量。这种“同一”本身就是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靠斗争来维持的。
这种同一一般而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抗性为根基的同一，它是以暴力确保而表现出表面上的非对抗性的，例如上面讲到的阶级矛盾；另一种则是以批评教育，团结改造为根基的，即以非对抗性为根基的，比如人民内部矛盾。
旧的统一体越是稳定，内部矛盾的积累就越深；矛盾的主要方面越是“巩固”，次要方面的反抗力量就越是积蓄。所谓“稳定”，不过是走向不稳定的必经阶段。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其他的什么主义，对于同一的维持，只不过是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愈来愈短，规模和烈度愈来愈大，不过是使得愤怒的、觉醒的、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进派愈发地团结和组织起来，以酝酿一场彻底改变的革命斗争。
就拿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团结，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来举例。难道孟什维克的经济派不是时刻都以斗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布尔什维克不是时刻都在以反对孟什维克的顽固派，争取其中间派的斗争的方式维持团结的吗？难道国共合作不是以共产党对国民党左派的团结，对中立派的拉拢，对右派的反对维持的吗？难道表面上看似牢不可破的联盟的内部，国民党右派不是一直都在进行着诸如皖南事变的颠覆活动吗？
再比如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工人与农民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形成了阶级同盟，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小农思想，即单干风是必须克服的思想，这就是在非对抗性矛盾中通过斗争来进行团结。如果处理得好，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使得落后的人民“消亡”，使得先进的人民形成更高的同一，从而进行下一轮的落后与先进的矛盾运动。有小生产意识即小农思想的农民随着农业集体化、公社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转变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无产阶级。但如果处理得不好，不在生产上巩固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不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在意识形态上做斗争，任由群众的自发性泛滥，那么这种小生产的思想是每时每刻都会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而农村的集体与否又与工业生产息息相关，民族资产阶级会因为无产阶级的掌权而与工人阶级形成非对抗性矛盾，然而农村的单干风与工厂的厂长责任制、官僚主义等资产阶级法权一结合，那么很快，它就会演变成党内的路线斗争，集体还是单干的路线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这样的路线斗争是血淋淋的，对抗性的斗争。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对抗性的矛盾的斗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比如通过暴力）达成短暂的同一，但最终一定通过一方战胜、消灭或压倒另一方来解决；非对抗矛盾的斗争，它所达成的同一也并非风平浪静.它是通过批评教育、团结改造、生产实践等方式，来推动矛盾双方共同转化，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同一以开启下一轮的矛盾运动。但无论在哪种矛盾中，斗争都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对抗性矛盾中，斗争导致旧的统一体破裂、新的统一体诞生；在非对抗性矛盾中，斗争推动统一体内部的矛盾双方向着更高阶段演化，使统一体不断巩固和提升。
革命的势力，只有在同一的斗争中争得主动权和领导权，才是真正地维持了同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没有任何可以调和的余地的。
因此，事物的发展中会存在多种矛盾，这些矛盾彼此交织，彼此斗争，而其中必定会有一种矛盾占据优势，并统摄和引导着其余的矛盾，这就是主要矛盾。其余的矛盾则是次要矛盾，从属于主要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不同侧面的展开。
例如：铅笔的主要矛盾，内在地表现为写字（石墨的颜色和吸附性）与铅笔本身的消耗的矛盾（即石墨的磨损和削铅笔时对木材和石墨的消耗）。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矛盾，例如，石墨的硬度与书写流畅性的矛盾，如果石墨太硬则写不出字，太软则容易折断；木材的包裹与石墨的裸露的矛盾，木材包裹不够则无法握持，包裹太多则削笔困难；书写效率与耐用性的矛盾，写得快消耗快，写得慢效率低；生产成本与质量要求的矛盾......所有这些次要矛盾，都根源于那个主要矛盾——如果铅笔不是为了“写字”，就不需要石墨；如果石墨不消耗，就不存在“削铅笔”的问题......但是，次要矛盾对主要矛盾又有一定的反作用。如果石墨太硬（次要矛盾尖锐化），书写无法实现（主要矛盾受阻），这支铅笔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再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会发现，社会上存在许许多多的矛盾，民族矛盾、性别矛盾、地域矛盾、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的矛盾......然而，通过对表象的联系的把握，从而进入这些矛盾的内部，我们会发现，民族矛盾，具体地表现为一个民族在生产（雇佣劳动的生产）和政治上对另一个民族的剥削和压迫，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歧视和被压迫民族部分群众对压迫民族的崇拜或讨好；性别矛盾，具体地表现为，社会劳动对家庭劳动的忽视，在资本增值所需的生产能力上，男性在生理上相比于女性的优势，以及固有观念中的生殖占有；地域矛盾，具体表现为，不同产业对原材料的争夺和取得市场份额后原材料地对资源的私有观念，或由于发展不平衡导致生活水平不同的身份歧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生产的过剩，处于绝大部分的无产阶级却无力购买这部分的生产产品，另一方面，扩大再生产却滞后地反映市场的需求；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资本的扩张和垄断的冲突；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的矛盾，具体就表现为原材料和雇佣劳动力的掠夺......
这也就是说，在这一系列次要矛盾的背后，始终都是雇佣劳动制度、私有制与生产的组织化、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下面，我们对此再进行详细展开。
在资本的增值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市场，这就产生了对落后民族、殖民地的剥削。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现代的延续——没有殖民地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就没有资本主义的高额利润。同时，资产阶级利用民族主义来分裂工人阶级——只要工人是白种人，他就可以享受比有色人种更高的工资——从而削弱阶级斗争。由此可见，所谓“民族矛盾”，从来不是独立于阶级矛盾的自生现象，民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在民族关系上的表现。
在劳动方面，资本主义将生产价值的劳动（雇佣劳动）视为“真正的”劳动，而将“再生产劳动”（家务、育儿）贬为“非生产性”的、无报酬的劳动。同时，女性与男性同样作为“产业后备军”的一员，在劳动力市场上被用来压低工资。这也就是说，女性同时承受了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双重付出与剥削。因此性别矛盾本质上是资本积累逻辑在性别分工上的展开。它虽然根源于主要矛盾，但又反过来巩固和强化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偿的家务劳动降低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性别分工造成的分化，则又用来破坏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
因此，所有这些矛盾——民族的、性别的、地域的、供需的、国际的、殖民的——都不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生矛盾。它们有的直接来源于雇佣劳动制度（如阶级矛盾），有的是资本积累逻辑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条件下的具体展开。离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矛盾要么无法解释，要么只能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
那么，主要矛盾是永恒不变的吗？不是。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来的主要矛盾可能让位于新的主要矛盾，原来的次要矛盾可能上升为新的主要矛盾。铅笔在作为“书写工具”时，书写与消耗是主要矛盾；但当铅笔被削尖到无法再削时，“继续使用”与“无法使用”的矛盾上升为新的主要矛盾——此时，铅笔作为‘书写工具’的质就发生了变化。这由什么来决定呢？答案是来源于主要矛盾两方面的斗争。而矛盾两方面在斗争中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就会催生出矛盾两方面的分化，使得一方占主要，另一方占次要。
主要矛盾转变的本质，实际上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包含两个层次：首先，在同一对矛盾内部，主要方面会发生转化；当这种转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原有的主要矛盾就会被新的主要矛盾所取代。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使得事物本身的性质得以成为特殊性的，就是主要矛盾两方面的斗争，具体地说就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在“书写与消耗”这对矛盾中，起初“书写”（功能的实现）是主要方面，“消耗”是次要方面。正因为“书写”占据主导地位，它才是书写工具。当铅笔被削到无法再握持时，“消耗”上升为主要方面，“书写”退居次要方面。此时，主要矛盾就发生了质变，变为了“使用”和“废弃”的矛盾，一般地，废弃是它的主要方面。因此，这支铅笔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书写工具”，而成了“废屑”。
那么，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答案就在于矛盾的斗争性。前文中，我们已经知道，矛盾的同一性使矛盾双方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而矛盾的斗争性则贯穿始终，不断推动着矛盾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是单向的机械决定关系。如果只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忽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就会陷入‘唯生产力论’——一种机械的、宿命论的观点；如果只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甚至将其夸大为绝对决定作用，就会滑向历史唯心主义。
毛主席说：
“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些话该怎么来理解呢？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历史唯物主义一切的出发点就在于人这一物质实体的生产和交往，即其社会实践。历史唯物主义是首先承认作为具体的，物质存在的劳动着的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想象中被赋予“神性”“神权”或者其他什么抽象特质的抽象人。这也就是说，要正确的理解人，必须放到它的生产和交往环境中去理解，人的一切特质都来源于它所处的一切生产和交往形式，即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一过程中，占根本的是人的生产，人在生产中摆脱了作为动物的自然的天性，也摆脱了单纯的动物的交往形式，而根据生产的实际情况结成了具体的交往形式，语言、意识、文化等等也因此应运而生。人作为人，是首先从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间接地生产自己的生活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环境塑造人，而后环境由人来改变，这一过程中人也改变着自己。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物质生产构建了整个人类社会，而生产又具体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之所以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单向的机械地决定，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就在于这个反作用表示生产关系具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但却是与生产力矛盾着的，具体要看哪一方面是主要。并且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不一定非得是阻碍，先进的生产关系掌握在先进阶级的手里的时候，它的反作用就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不是物，不是技术，而是技术和生产工具的使用者即劳动者即人。先进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解放人，把人从自然经济，从剩余价值剥削即资本中解放出来。
之所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于如原始社会生产力如此低下，就决定了它需要大规模的协作劳动即原始共产主义。当生产力发展到简单生产工具的出现，即出现剩余产品和脑体分工导致私有制出现的时候，奴隶制，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也就应运而生了。手工业和大工业集中劳动和组织的需要，外加脑体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也就出现了。而随着大工业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整个社会无政府的生产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产生了。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是单纯的二元对立的，而恰恰是辩证的矛盾运动。他们的矛盾在生产力占主要方面时会要求并最终推动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占主要方面时若符合生产力的性质或者说与生产力发展方向相符合时便是非对抗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违背时便成为了桎梏和束缚从而变为对抗性的，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
这样的对抗在社会上就具体地表现为阶级的对抗。因为一当生产关系和配套的上层建筑形成的时候，他们绝不能自我运作，意识形态也好，上层建筑也好终究都需要一个执行者和载体。它们不是抽象的存在，必须通过具体的人来执行和维系。因此，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总是“人格化”为特定的阶级——封建地主是封建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体现，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体现。一当生产关系成为腐朽落后的桎梏时，人格化的生产关系就必然以其在统治地位的暴力来维护现有生产秩序和他们增值和发展的利益。
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的社会一定是处于次要的方面的。井田制（封建主义的土地所有形式），是随着商鞅变法才在并且只在秦国确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只在几个少数的国家完成。然而，正是这样一开始处在次要方面的因素，在通过革命——秦统一六国，使得封建主义（土地私有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铁质农具得到了推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世界贸易的形成，而迅速带来了工业的革命，摆脱了自然经济的桎梏。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在英国爆发，正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后，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建设中才完成的。
因此，具体地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这样的：他们的矛盾在社会层面具体地表现为两大阶级的对抗（代表旧有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代表新生产关系的被剥削、压迫阶级），并且一般地在生产关系巩固，生产力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最终推动变革生产关系；当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旧有的生产关系由于其既得利益者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成为僵死腐朽的桎梏，伴随而生的新的生产关系作为次要矛盾深刻影响着矛盾的次要方面——被剥削、压迫阶级，此时旧有的生产关系成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最终导致代表新生产关系的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封建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是这样，社会主义也依旧是这样。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生产关系变革的唯一动力——使得新的解放的生产关系代替旧有的桎梏，从次要方面上升为主要方面，并开始新的一轮矛盾的对抗。历史就是在这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矛盾中发展的，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这样阶级斗争的历史。
但同时，在新的生产关系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生产力还有待解放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生产力不足而导致的存在旧有生产关系复辟的危险而恰恰是因为，在新的生产关系还未得到彻底巩固，上层建筑还没有得到变革时，旧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因为其人格化的体现的阶级集团在经济上的消失而消失，而是暂时退居到次要方面。既有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所对应的意识形态也没有消失。因此，如若不对新的生产关系在经济基础上进行深度的巩固和变革，代表新生产关系的阶级集团不在上层建筑领域牢牢掌握住领导权，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旧有残余进行肃清，新的社会就还有倒退回旧社会的风险。这样的矛盾对抗，便具体地在新政权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归根结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因为，旧有生产关系为了其复辟，是必定在新生政权上寻找他们的代理人的。因此，旧的阶级、旧的生产关系不是胎生、湿生、卵生，而是从新社会里由于旧社会的废墟的残留而化生出来的。
因此，在阶级社会和在社会主义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时期——即进行最后的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时期——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与一般的阶级社会，阶级对抗以外部明确的两个在生产关系上处于剥削与被剥削地位的阶级集团的阶级斗争不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因这个特殊的性质，表现为内部的化生与反化生，修正与反修正的长期的隐蔽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内部的斗争也会明确地表现为外部的颠覆与反颠覆的尖锐对抗，即党内方法论的斗争因经济基础上农业与工业资产阶级法权结合，产生党内走资派从而转化为尖锐的路线斗争的条件下。
再比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帝国主义扶持的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此时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各不同帝国主义国家扶持着不同的军阀，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过程中的出于各自利益的矛盾，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在其主要方面上就体现为不同军阀（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其各自勾结的地主）之间的混战。因此中国的红色政权可以在军阀混战的缝隙中发展壮大，为社会主义中国积累执政上的经验。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这场革命带有民族解放的性质；又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它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矛盾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并直接地发动战争，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全面变为殖民地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原来的“三座大山”中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与中国人民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主要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单纯的国内阶级矛盾，而是转化为带有民族解放性质的阶级矛盾，此时，革命的性质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民族解放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这场斗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
这里必须说明：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不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抽象的、永恒的“民族仇恨”，而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军国主义是其政治代表）与中国人民（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领导核心）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即带有民族性质的阶级矛盾。这场矛盾的本质，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将中国变为其独占殖民地，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之间的生死斗争。矛盾双方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不可调和的——要么中国被吞并，要么日本帝国主义被驱逐。因此，这场矛盾的解决方式必然是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暴力对抗。而日本人民同样受其压迫和裹挟，被迫走上战场；日本工人阶级同样遭受资本的剥削。矛盾的本质，归根到底是资本的扩张和垄断、是帝国主义的霸权争夺——这恰恰是阶级矛盾在国际范围内的展开。
其次，这一矛盾，是从前一个条件下，即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众多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处于短暂的，利益斗争的平衡态中，因此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独占中国（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占山东，九一八之后也只能占东北）——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想，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以及二战使得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这一历史偶然性就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之可趁之机——日本岛国的地理环境以及后来它对美挑起的太平洋战争的历史都证明了侵略中国乃至东亚是它作为战争总后方的必然选择。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帝国主义在这方面利益的斗争，就导致了原来占主要矛盾一极的亲美派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与他们勾结的地主阶级同样也有了抗日的诉求，这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如果我们将主要矛盾简单定性为“民族矛盾”，就会陷入误区：其一，会模糊日本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区别，把日本人民也当作“敌人”，从而否定改造和争取日本士兵的可能性——可历史证明，八路军、新四军通过反战同盟争取了大批日本俘虏，这正是阶级分析方法在实践中的伟大胜利。其二，会掩盖这场战争的本质——它不是“民族与民族”的战争，而是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被压迫人民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团结另一次要方面，即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官僚资产阶级的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击右派。若无法团结社会和世界上一切进步势力，并在提防右派和错误路线的颠覆的斗争中取得领导权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是万不能完成反帝斗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消失，但美帝国主义取代日本成为支持国民党反动派的新后台。此时，矛盾的主要方面重新变为了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因此，革命的性质又变回了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样带有民族解放的性质，同样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正因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性质贯穿了近代中国革命史始终——有时占主要方面，有时退居次要方面——整个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民族解放的民主革命。但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它的方向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是巩固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否则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因此，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了主要矛盾的形态和性质，进而决定了事物的性质。所以，抓住了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主要矛盾的转化，来源于主要矛盾双方面的力量对比和斗争，这样的斗争导致主要方面发生转化，进而使得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从而使事物发生变化。如果一个事物的表现形式变了，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发生改变，那它也只是表象的改变，不能说发生了根本变化。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虽然都是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其剥削形式也都相同——都是剩余价值的剥削，至于怎么进行剩余价值的剥削，那是具体方法的问题，不在主要矛盾的考察范围内——那，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又是怎么进行区分的呢？为什么列宁能够把帝国主义这个阶段区分出来呢？
答案就在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产业资产阶级。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需要打破封建割据和行会束缚，通过自由贸易和雇佣劳动实现原始积累。矛盾主要集中在一国之内，表现为产业无产阶级与产业资产阶级的直接对抗。此时的剥削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资本家通过延长工时、压低工资来攫取绝对剩余价值。对外虽存在殖民掠夺，但尚未成为资本主义生存的核心必要条件。
资本的运作逻辑是竞争导致垄断，垄断导致霸权。因此自由资本必定向垄断资本发展。而进入垄断阶段后，矛盾的主要方面演变为垄断资产阶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国际领域的跨国垄断资产阶级。根据具体国家形态的不同，其主导者可能是民族垄断资本集团（例如美国），或者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例如苏修）。当国内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被瓜分完毕，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高度融合形成的金融寡头，其生存逻辑不再是“自由竞争”，而是必须通过垄断价格、资本输出和殖民控制来维持超额利润。由于矛盾主要方面（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扩展到了全球，国际阶级矛盾也随之外化为三个不可调和的冲突：
1. 帝国主义战争：各大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原材料和资本输出地，将国内阶级矛盾转嫁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争或贸易战。
2. 民族压迫：垄断资产阶级通过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将本国的阶级矛盾转移为宗主国垄断资产阶级、本国买办资产阶级与殖民地无产阶级及农民的带有民族性质的国际阶级矛盾。
3. 寄生性与腐朽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进行军事扩张和金融投机，使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国家不再是单纯的“理想的总资本家”，而直接成为垄断财团的代理人。
此时，若不通过国家机器对外掠夺和扩张，垄断资产阶级就无法生存。因此，阶级矛盾在国际领域的表象上分化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但究其本质，这些都是垄断资产阶级作为矛盾主要方面，在全球范围内与无产阶级（包括宗主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人民）对抗的必然表现形式。
而在本国，垄断资本则通过国家机器的极端暴力的保证下，维持着高强度的意识形态控制和白色恐怖，镇压一切革命阶级的斗争，并通过舆论，将其渲染为外部势力挑动或别有用心之人的煽动。因此，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是这样的：暴力是后盾，舆论是伪装；镇压是手段，欺骗是补充——暴力是根本后盾，舆论是为暴力服务的；镇压是直接手段，欺骗是为了减少镇压的成本。
但正如前文分析和列宁的分析所述，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最后的，最高的垂死阶段，他越是向外进行资本输出和扩张，越是挑起战争，越是对内加紧白色恐怖和舆论宣传，就越说明其危机达到了极端危险以至于灭亡的程度。这种外强中干，标志着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前夜的到来。这是因为向外扩张越猛烈，说明国内市场越饱和、内部矛盾越尖锐；挑起战争越频繁，说明垄断资本之间的竞争越不可调和；对内镇压越残酷，说明革命力量越壮大、统治越动摇；舆论欺骗越猖獗，说明真相越掩盖不住、意识形态越失效。帝国主义越是制造战争，就越说明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推翻它的条件在成熟。
如今，某些繁琐哲学家和“理论专家”们，却打着生产力发展的旗号，说什么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平台资本（或者数字资本）阶段。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他们把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当作决定性的力量，仿佛技术本身就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平台资本”如果真的构成一个新阶段，那么它必须证明：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垄断资产阶级，而是某种新的阶级力量。但“平台资本”论调从来都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也无法回答，因为他们回避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只谈论技术，这也就是说，只谈论表象，只谈论他们眼里的所谓“景观社会”。
事实却是，所谓的“平台资本”不过是生产力发展下，垄断资本的一件新外衣。
美国的硅谷几乎垄断了全球的高端制造业，阿里、腾讯、华为则垄断了国内的高新技术，并通过算法、技术直接操控市场。世界的芯片和硬件制造，被台积电、三星垄断。全球愈发展现出中美两大垄断资本的争霸的尖锐冲突与斗争。
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在当代达到极致。非金融企业大量从事金融活动，垄断资产阶级通过金融资本控制全社会，剩余价值的攫取不仅来自生产领域，更直接来自金融领域的“食利”行为。
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危机中，国家用公共财政救助濒临破产的垄断企业，而利润仍然归私人所有。这是“利润私有化、损失社会化”的极端表现，说明国家依旧是垄断资产阶级的风险管理工具。在不少国家，行政权力与垄断资本直接结合，形成了世袭化、集团化的官僚垄断阶层，他们既是政治权力的掌控者，又是垄断利润的享有者。
在传统的土地殖民外，垄断资产阶级还发明出了新殖民主义，即通过国际金融资本对第三世界进行债务控制，达到不占领领土而控制经济命脉的目的。同时通过知识产权壁垒、核心技术封锁，使后发国家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形成对垄断者的技术依赖。跨国垄断资产阶级通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向全球征收“铸币税”，将本国的通胀和危机转嫁给全世界。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数字化、人工智能、自动化）非但没有自动改善劳动者的地位，反而因为被垄断资产阶级掌控，成为加剧剥削、强化统治的工具。生产关系不仅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革，反而在更高水平上固化了垄断资本的统治。原本可以用来完全解放劳动者的这些生产力的发展，却愈发加剧了劳动者的竞争和产业后备军的扩大。当代垄断资产阶级攫取的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远超经典帝国主义时期。
而这样一套腐朽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高度组织化、自动化、智能化的要求同私有制和价值规律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资本愈是想降低成本，更多地进行自动化和智能化地生产，就越是需要裁员，这样技术的进步本身又带来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极端膨胀——AI，特别是26年初以来，在IT产业AI 多Agent协作（例如OpenClaw）和VibeCoding的全面兴起，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急速增长，从而形成了空前的人工智能经济泡沫——产业后备军的扩大，和工资、劳动时间的压榨和裁员却使得劳动者购买力的断崖式下降。
因此，垄断资产阶级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发生丝毫改变，“平台资本”“数字资本”不过是打着生产力发展旗号下的一种时髦的“超帝国主义论”。
这种论调无非就是想让劳动者把精力放在如何优化算法、如何控制平台、如何通过“数字协作”，要求所谓“数字权利、数据共有、平台民主化、金融监管”，却不敢要求劳动者建立组织、不敢进行政治的、经济的罢工斗争，不敢进行暴力反抗的体现——一种时髦的机会主义经济派。
因此，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决定事物的性质与变化这一原理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事物的变化的根本在于其内部矛盾的变化，具体地说是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而外部的因素，是通过内部的矛盾的斗争才使得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转化的，即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在完成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各重要内容的阐述后，我们再来看看关于辩证法另外两个范畴的问题，即“否定之否定”和“质量互变”。
这三个规律，是由恩格斯总结提出的：
“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按照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当做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这也是全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表现为构筑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中推导出来的。由此就产生了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令人震惊的结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适应于某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本身又只是人类思维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就会立即变得简单而朗若白昼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提到，在黑格尔那里，对立统一规律是本质。列宁则首次把对立统一真正纳入了核心：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是辩证法的实质（辩证法的本质之一，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谈谈辩证法的问题》)
“不仅是质向量的转化和量向质的转化，而且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每个规定、每个规定性、每个界限都是对立的双方的关系。”（《哲学笔记》）
而毛主席在这一基础上，直接确立了对立统一的一元地位：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
该怎么来理解主席说的这一段话呢？
就质量互变规律来说，表面上看，质量互变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拿水的形态变化举例，表面上是水温度的量的变化导致了水的形态（质）的变化——宏观上看确实如此——但是深入到微观，即水分子层面，它是水分子的热运动导致水分子间作用力的变化。是的，就水的形态的变化的矛盾来说，其主要矛盾实际上是水的分子热运动的动能与水的分子间作用力（主要是氢键）之间的矛盾。
在固态（冰）中，氢键作用能将水分子牢固地束缚在晶格点上，每个水分子与四个相邻分子形成规则四面体氢键网络，分子只能在平衡位置附近做微弱振动。此时，氢键作用能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分子排列有序，形态固定。
当外界输入能量（加热），分子热运动动能逐渐积累。达到熔点时，部分水分子的动能足以持续克服氢键的束缚，挣脱晶格的锁定而开始流动。此时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氢键作用能转化为分子热运动动能，冰融化为水——这便是固态到液态的质变。同时，完成固态到液态的形态变化后，矛盾的主要方面又重新变回氢键。在0℃-100℃（标准大气压下），水分子之间可相对滑动但无法飞散，这就表明尽管分子热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氢键的牢牢固定，却依旧被氢键制约着，氢键处于动态断裂与重组的瞬态平衡中。冰在0°C熔化时，吸收的热能并非用于升温（分子平均动能增加），而是全部用于打破氢键。熔化后，0°C的水与0°C的冰相比，分子平均动能完全相同，因此对于0°C冰的与0°C的水来说他们的形态变化就是因为分子动能在这个时候占据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打破氢键的束缚，而形态变化后主要方面又变回了氢键。
若继续加热至沸点，水分子的热运动动能进一步积蓄，最终足以彻底挣脱液态水中残余氢键网络的整体束缚，分子四散飞逸。矛盾的主要方面再次向分子热运动动能倾斜，水沸腾为水蒸气——这便是液态到气态的质变。而100℃的水与100℃的水蒸气的情况，与0℃的冰和水是同理的。
反之，若从气态冷却，分子热运动动能逐渐衰减，氢键作用能的相对力量逐步增强。当动能降至不足以抵抗氢键作用能时，气态凝结为液态（液化），甚至直接凝华为固态（凝华）。同理，固态冰在吸热时，若表面分子的动能瞬间足以直接跃过液态阶段而飞散，亦可直接升华为水蒸气。
由此可见，无论是宏观上的吸热还是放热——即温度的变化——都只是外因；真正决定水的相态发生质变的内因，在于其内部分子热运动动能与分子间氢键作用能这对主要矛盾两方面的力量消长。同时，这一矛盾又可以量化地表现为分子间间距——力的作用范围——来表现。所谓质量互变，不过是这对根本矛盾在特定条件下因主要方面发生转化而呈现出的外在表现罢了。
再比如，有机化学中，亚甲基的量的变化导致的烷烃或类烷烃的形态变化与同烷烃同分异构体的形态（质）的变化的同一。烷烃的通式为 $C_n H_{2n+2}$。从甲烷（$CH_4$）到乙烷（$C_2 H_6$）再到丙烷（$C_3 H_8$）……每增加一个 $-CH_2-$（亚甲基），分子量、沸点、密度等物理性质发生连续的量变。这似乎是最典型的“量变引起质变”的线性模型——随着碳链增长，物质从气态（甲烷）变为液态（戊烷等）再变为固态（十七烷以上）。 然而，有机化学里是有同分异构现象的，分子量完全相同的正戊烷和异戊烷，一个是气态，一个却是固态。甚至，如果存在羟基，同分异构体的形态和化学性质不同还会更加明显。例如，正丁醇（$CH_3 CH_2 CH_2 CH_2 OH$）与叔丁醇（$(CH_3 )_3 COH$），前者沸点117.7°C，后者沸点82.2°C，化学反应活性也完全不同。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决定了这种“同量异质”的质变？不是亚甲基的数量（分子量未变），而是碳骨架的连接方式——即共价键的空间排布发生了变化。
而极性基团（$-OH$）的引入，使得分子间氢键作用力成为新的矛盾方面。在同分异构体中，羟基的位置（伯、仲、叔）决定了分子间氢键的形成能力，进而决定了沸点、溶解度等性质。在这里，引起这种量与质的变化的，实际上是碳骨架的线性延伸趋势（共价键的直链线性延伸惯性）与支链化的空间稳定性（结构最优化趋势，或者说共价键稳定性）之间的矛盾。所谓“共价键稳定性”，实质上是空间结构的优化使得分子内应力分散到更多化学键中，多键共同抵抗断裂——支链化结构通过降低空间位阻、减少扭转张力，使共价键整体处于更稳定的状态。分子的空间结构的稳定性，直接地影响了分子的化学性质即化学反应活性。而这以分子内的矛盾通过影响分子之间的范德华力的作用面积和范围而间接地影响其宏观的物理性质。羟基的加入和数量、位置则增加了氢键这一矛盾的次要方面，分子间氢键作为强于一般范德华力的特殊分子间作用力，与范德华力共同决定了分子的宏观性质，而若其本身因为羟基的位置而形成分子内氢键，则与共价键一同维持分子的稳定。不同的官能团，实际上就是共价键的连接方式的不同。因此，由此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分子内共价键的稳定性与分子间作用力之间的矛盾，通俗点来说就是分子强化自身与对外抱团取暖的矛盾。如果再深入，那就是三大相互作用——形成共价键的电磁相互作用和形成分子间作用力的弱相互作用以及电磁相互作用的矛盾，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不需要如此深入。
具体地说：正戊烷的碳链呈锯齿形，分子间可以大面积紧密贴合，范德华力较强，故常温为液态；而新戊烷的中心碳与四个甲基构成四面体结构，彼此只能是点接触，范德华力较弱，故常温为气态，导致这一质变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分子内共价键的稳定性，它通过词条；而同为锯齿状的正戊烷和正十七烷相比，正十七烷的碳链更长，分子间接触面积更大，因此范德华力更强，而常温呈固态。很明显的，这里导致质变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分子间作用力。
而在化学性质层面，正戊烷的锯齿形长链中，$C-C$单键与$C-H$单键的应力并非均匀分布（含有伯氢（$-CH_3$）和仲氢（$-CH_2-$））——长链在热运动中产生各种扭转构象，局部键处于拉伸或压缩的应力集中状态。这些受力较大的键，键能相对降低，在外界能量输入或试剂进攻时更易断裂，在取代反应中，反应无位置选择性，生成多种氯代或溴代产物混合物。因而正戊烷表现出较高的化学反应活性。 与之相对，新戊烷的正四面体结构使得四个 $C-C$ 单键长度完全相等、键角均为理想的109.5°，分子内应力被均匀分散到每一个等价的化学键上。这种高度对称的结构消除了局部应力集中，每个共价键都处于键能最大的稳定状态，共同抵抗断裂的能力显著增强。且其所有氢原子均为等效的伯氢（连接在甲基上），在取代反应中反应较慢，产物选择性较高（仅生成一种一元取代物）。因此，尽管分子量完全相同，新戊烷的共价键整体稳定性高于正戊烷，化学反应活性也就低于正戊烷。而在高温或催化条件下，正戊烷更易发生异构化或裂解，新戊烷则因高度支化结构，裂解路径受限。
这正是共价键的稳定性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因此，质量互变规律，不过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主要矛盾两方面力量对比上的横向展开。
就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说，主席讲话提出的肯定与否定是对立统一是清晰的。我们就以主席的例子来说，事物的发展本身就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对旧事物的否定，对新事物的肯定，同时又内在地有对自身的否定。然而，对旧事物的否定并不是直接的，新事物不是外在地否定旧事物和它自己，而在于内部矛盾——促使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变这一过程中主要矛盾两方面的斗争。斗争性即是否定性，在矛盾的斗争中，矛盾两方面的维持或加强就是对各自旧有状态的肯定；两方面的衰减即是否定，而两方面的转化既是对旧有方面和统一体的否定又同时是对新统一体和新有方面的肯定。
斗争的过程既包含肯定又包含否定，其结果就具体体现在主次方面各自的状态，维持或加强、减弱或转化。如同一性是斗争性在非对抗性条件下的特殊表现一样，肯定是否定的一种特殊表现。因为，肯定——一方的维持、强化一定是建立在对另一方面持续否定之下的。主要方面通过排他性的否定和自我否定的冲动维持自身，又通过对次要方面的否定维持其主导地位；次要方面的排他性的否定和自我否定的冲动也维持了它自身。
具体地说。奴隶社会是对原始社会的否定，但这种否定是建立在生产上有了盈余，出现了脑体分工之上的。但同时，它又是对封建社会的肯定，因为奴隶社会自身的生产力依旧底下，生产关系是赤裸的对人的束缚，生产力以人为根本，而人在生产中结成的生产关系必然导向人的解放，奴隶社会自身的否定因素就是这种生产关系的体现——奴隶的反抗。这种对奴隶社会的否定促成了对封建社会的肯定。而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对商业的抑制又构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和对资本社会的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否定封建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商品化和生产的社会化与私有制、雇佣劳动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否定和对社会主义的肯定；在社会主义中，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的残留，又构成了对它自己的否定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肯定。但无论哪种肯定和否定的转化，都建立在社会自身的矛盾之上，无论哪种社会的演进，都是被剥削压迫阶级通过革命往剥削和压迫愈加隐蔽，阶级关系愈发简单的基础之上——一句话，朝着阶级的消灭和人从生产关系上的全面解放的方向上进行的。
从某种程度上，否定之否定依旧是黑格尔形式的残余，即正-反-合公式的残余。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是以a，-a，a²和平方根的±a以及微积分的微分与求导进行对否定之否定的举例的。然而，这两种论证方法多少是带着结论找论据了，这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所谓的否定之否定联系依旧是思维所强加的。不过，这不是说恩格斯依旧没有超出黑格尔的范畴。新的事物毕竟是脱胎于旧事物的，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刚创造出唯物辩证法的那个历史节点说，带有旧事物的残余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对于辩证法的贡献是伟大的，他把观念的辩证法还原为了事物的辩证法，证明了辩证法不仅仅是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的科学，而同时是自然界本身的运动规律。
正如列宁所说“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在人脑中能动地形成反映，形成了观念的辩证法，然后人们又反过来从这一反映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和思维来考察和利用事物的辩证法来改造自然和社会本身。因此，唯物辩证法不只是人类社会的认识的科学，而同时是自然界，事物或者说任何一个物质——客观存在——本身内部的矛盾运动的规律在人脑中科学的反映。而人类社会则是建立在这种自然界之上的，而不是相反。
把辩证法固定在人类社会，将其只看做是人的认知科学——或者直接地说，一种纯粹的思维游戏——的繁琐哲学的理论专家们是理解不到这一点的，甚至哪怕理解了也不会承认，因为一旦这么做了，规律和必然性就是确实的而非相对的，他们就不能躲在象牙塔里进行他们所心所欲的“批判自由”了。
因此，唯物辩证法，是对立统一的一元论，矛盾的一元论，具体地说——主要矛盾的一元论。质量互变是主要矛盾两方面力量的对比的横向展开的一个外观，否定之否定（或者说肯定、否定的统一规律）是主要矛盾主要方面转化在纵向上的变化的一个外观。外观是本质的一面，本质需要外观来展现，但主要矛盾两方面的斗争和斗争导致的主要方面的转化并不都以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这两个外观来展现，同量异质是一个例子，复辟与反复辟也是一个例子。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展现的并不是否定之否定的那种抽象的既定图景，而是说事物的发展是肯定的、必然的，新事物一定会通过斗争取代旧事物，腐朽的落后的事物一定会被革命的先进的事物所取代，这是由内部矛盾的斗争所决定的。但，其到底怎样发展，是来源于矛盾两方面的对比，对于革命来说，就是主客观条件是否满足，主观条件是否可以促进主客观条件的双重满足。
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全部事实。
它与庸俗辩证法，即相对主义和折衷主义是不同的，相对主义只承认矛盾的对立着的两方面，但其中的斗争运动和斗争导致的同一和转化却被相对主义者忽视了；折衷主义者则在斗争中只看到同一，即调和斗争的绝对性。它们都只能导致对事物本身的运动和发展，对于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失去把握，从而失去意义感和方向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隐蔽的相对主义之下的。
同时，它也不是结构主义那种庸俗，认为事物是多种条件而没有主导地共同决定的，唯物辩证法就是主要矛盾的一元论，离开了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两方面的斗争，事物的性质也就被模糊了。失去了对事物本身性质的把握还有对一切过程中占主要的成分的积极因素的把握，那不过是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作以另一种面目复活。
辩证法也从未反逻辑学，辩证逻辑就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是事物具体的矛盾运动和矛盾的斗争；辩证法反对的是形式逻辑的静止的外观即形而上学，而不是反对形式逻辑和逻辑本身。不过，制造出这种辩证法和逻辑学对立的，也不过是那些以相对主义、折衷主义来冒充辨证法的庸人们。形式逻辑是对人思维的抽象，而辩证逻辑则是在这种抽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描绘思维的运动。但无论如何，思维本身是对客观世界存在和运动的能动反映。
（本章节内容待续）
本文系对“繁琐哲学”的批判性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力求通俗而深刻。文中观点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且正在更新中，欢迎讨论。